纵囚论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馀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注释

刑戮：刑罚或处死。苟：只图眼前。唐太宗之六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大辟：死刑。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辟，法、刑法。罪大恶极：罪恶大到了极点。意：估计。冀免：希望赦免。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干誉：求取名誉。

译文

信义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种种刑罚则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又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宁愿为正义而死，不愿意苟且贪生，而视死如归，这在君子中也是很难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时，把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馀人登记在册，放他们回家，约定好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坏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难。到了规定的时间，那些囚犯自动回来而没有延误。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而小人却很容易地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情吗？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如果对他们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转变速度就愈快，有过这样的事。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可是怎么会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时，没有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们呢？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没有料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被赦免自己的死罪，这才又回来呢？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这才放他们回家，这是唐太宗从上面窥测到下面囚犯的内心想法；料想到一定会被赦免死罪这才回来，这是下面的囚犯在窥测上面的皇帝的内心想法。我从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窥测对方的内心想法才形成了这种名声，哪里还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办法和囚犯遵守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唐太宗在全国施行恩德感化的办法，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只凭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信义。这是一种说不通的观点啊！那么应该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说：对放回家去而又回来的囚犯，杀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对放出的囚犯在他们回来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尔做一次。如果总是这样去做，那么杀人犯都不会被处死。这可以作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作为国家的常法。这难道能说是圣人之法吗？所以说，尧、舜、三王治理国家，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不能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

赏析

《纵囚论》是唐宋八大家欧阳修的一篇史论文章。文章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文章开门见山，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全文基调。接着通过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用君子与小人相比较，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是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此，作者认为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本文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分析问题时，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于人情”。本文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

赏析2

《纵囚论》是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政论文，旨在通过对唐太宗纵囚归家再自归受刑这一事件的深入分析，探讨法律、信义与人性的关系，以及治国之道。以下是对该文的赏析：

开篇立论，对比鲜明

文章开篇即提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的论断，明确区分了君子与小人在面对法律与道德时的不同态度。欧阳修认为，即使面临死刑，君子也会因坚守信义而视死如归，这是君子最难能可贵之处；相反，小人因罪大恶极而受到刑罚，是理所当然。这一对比，既奠定了全文的基调，也引出了下文对唐太宗纵囚事件的讨论。

质疑纵囚，揭示矛盾

欧阳修接着详细叙述了唐太宗贞观六年纵囚归家、约期自归受刑的事件，并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唐太宗此举期望的是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即纵囚后能按期自归），却寄希望于小人能够轻易做到，这本身就违背了人情常理。通过这一质疑，欧阳修揭示了唐太宗纵囚行为背后的逻辑矛盾，为后文的深入分析打下了基础。

反驳恩德转化论

有人可能会辩解说，即使是小人，只要对他们施加恩德，也能使他们转变为君子。欧阳修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指出唐太宗纵囚可能是出于求名的目的，而并非真正相信恩德能改变人性。他通过逻辑推理，分析了纵囚双方可能的心理动机，指出这种“上下交相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相互利用，而非真正的施恩与信义。

深入剖析，提出治道

欧阳修进一步指出，如果唐太宗真的希望通过恩德来感化囚犯，那么纵囚后应严格执行法律，以检验恩德的效果。但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常法。他强调，真正的治国之道应基于人情，不追求标新立异，不违背人心以博取声誉。尧舜三王之所以能够实现治世，正是因为他们的法律与治理方式符合人性，能够深入人心。

总结

《纵囚论》以唐太宗纵囚事件为切入点，深刻剖析了法律、信义与人性的复杂关系，以及治国之道的核心。欧阳修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深刻的洞察，对唐太宗的行为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同时提出了自己对于治国理念的看法。全文逻辑清晰，论证有力，语言简练而富有哲理，展现了欧阳修作为文学大家和史学家的深厚功底和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