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崔黄门寓直夜听蝉之作
蝉嘶玉树枝，向夕惠风吹。
幸入连宵听，应缘饮露知。
思深秋欲近，声静夜相宜。
不是黄金饰，清香徒尔为。
蝉在玉树上鸣叫，傍晚时惠风和畅。幸好又连续进入秋季的夜里鸣叫，应知道它是饮露而生。思虑在深秋时节快要降临，声音在静夜中相宜地响起。它并非依靠黄金装饰自己，清香也仅仅是自然地散发出来。
长安夏末的黄昏，玉树枝头蝉鸣如细雨洒落，晚风裹挟着暑气与草木清香拂过宫阙。张九龄在左拾遗任上值夜，耳畔的蝉声与笔下的诗行交织成一首秋的序曲。这首《和崔黄门寓直夜听蝉之作》以蝉为媒，将自然之景与仕途心境熔铸成五言律诗的清音，在初唐的诗坛上投下一抹清雅的剪影。
首联“蝉嘶玉树枝，向夕惠风吹”以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勾勒，构建出秋夜听蝉的典型场景。“玉树”二字并非实指具体树种，而是借《世说新语》中“玉树临风”的典故，赋予枝干以晶莹剔透的质感，与蝉翼的透明形成美学呼应。蝉声“嘶”字尤见功力，既摹写出秋蝉鸣叫时尾音的颤抖感，又暗合《礼记》中“蝉鸣不辍，声嘶力竭”的生命意象。当惠风穿过疏朗的枝叶，蝉声便如被风托起的露珠，在暮色中流转出清越的韵律。
这种声形互文的笔法，在虞世南《蝉》中亦有体现：“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但张九龄更注重时空的营造——“向夕”二字将蝉鸣置于昼夜交替的临界点，既延续了夏日的热烈，又预示着秋意的侵袭。玉树与惠风的组合，使静态的枝干与动态的风声形成张力，恰似王维笔下“清泉石上流”的动静相生。
颔联“幸入连宵听，应缘饮露知”由景入情，透露出诗人复杂的心理轨迹。“幸入”二字暗含对崔黄门提携的感激，这种感激在初唐官场中具有特殊意味——当时门下省值夜常由高级官员主持，低级官吏参与实属难得。而“饮露知”则化用《庄子·逍遥游》中“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典故，将蝉的饮露习性升华为君子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象征。
张九龄此时正处仕途转折期，开元四年他因“不协时宰”辞官归里，此诗作于南还前夕。蝉的饮露行为在他笔下成为士人坚守气节的隐喻，正如他在《饯济阴梁明府》中以荷叶自喻：“但恐星霜改，还将蒲稗衰。”这种物我交融的笔法，既延续了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的香草美人传统，又开创了盛唐咏物诗托物言志的先河。
颈联“思深秋欲近，声静夜相宜”将听觉体验转化为时间感知，展现出诗人对季节更迭的敏锐触觉。“秋欲近”三字暗藏《礼记》“孟秋之月，寒蝉鸣”的物候知识，而“声静”则呼应了《淮南子》中“蝉噪林逾静”的审美悖论。当蝉声在渐浓的夜色中沉淀为一种静谧的存在，时间仿佛被拉长，秋的肃杀与夜的温柔在声波中达成微妙的平衡。
这种时间感知的深化，在刘禹锡《始闻秋风》中亦有体现：“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但张九龄更注重声与夜的辩证关系——蝉声的“静”不是绝对的沉默，而是声波在空旷夜空中扩散形成的余韵，恰似陶渊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升华。
尾联“不是黄金饰，清香徒尔为”将全诗推向哲学层面，以黄金与清香的对比完成对士人价值的终极叩问。黄金象征世俗的权势与财富，而“清香”则指向精神的高洁，这种二元对立在初唐官场中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当时科举出身的寒门士子常被世家大族排挤，张九龄本人就因“素谔忤旨”多次遭贬。
诗中的“徒尔为”三字尤见深意，它否定了外在装饰的价值，强调内在品格的自足性。这种思想与张九龄在《感遇十二首》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表述一脉相承，共同构建起初唐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谱系。当蝉声不再需要黄金的点缀，清香便成为士人对抗世俗的唯一武器。
从诗史维度观照，这首咏蝉诗标志着初唐诗风从六朝绮靡向盛唐清雅的转型。张九龄摒弃了宫体诗的艳丽辞藻，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勾勒出秋夜听蝉的纯净图景。其五言律诗的严谨对仗与意境营造，为后来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提供了范式。特别是尾联的哲理升华，开创了咏物诗“物我合一”的创作路径，影响了中唐咏物诗如李商隐《蝉》的创作。
当长安的秋蝉最后一次振翅，它的清音已穿越千年，在张九龄的诗行中凝结成永恒的露珠。这首五十六字的律诗，既是个人仕途的悲歌，也是时代精神的缩影，更是中国士人“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写照。在玉树蝉声里，我们听见了初唐向盛唐过渡的清越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