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高闲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不哜其胾者也。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 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


[评点]
韩愈对张旭的狂草创作作了完整而系统的考察,得出他是以情感为核心的表现过程的结论,从而揭示了狂草创作艺术思维模式：情感——书法,物象——情感——书法。这在当时是对狂草艺术本质一个弃旧立新、由表及里的深层探索。正是韩愈此说剔除了张旭书法中的庸俗性一面,其精神实质被大大宣扬,因此,张旭的书法在后代更受推崇。

韩氏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功利主义立场上肯定了张旭的书法,并对释家的高闲书法问难。在他看来,一个“四大皆空",一心出世的和尚不具备“利害必明”、“利欲斗进"的条件,一切归于淡泊就不可能产生激情,没有激情,任凭高闲怎样纵横挥扫,也将只有空洞的形式,而无真苦、真乐、真泪的精神内容,也就无所谓书了。这种不加掩饰的儒家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虽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以为“入世”才有“情"、“出世”则无“情”,这就把“情感”理解得太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