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录》
作者：薛瑄
[明]薛（左王右宣） 薛（左王右宣）（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明山西河津人。永乐十九年进士。宣德中授监察史，因忤宦官王振，下狱论死，寻得释。景帝嗣位，召起大理寺丞，迁南京大理卿。英宗复辟，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预机务。致仕告终，居家讲授理学。
孔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惟亲历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于职事万无一尽，况敢恣肆于礼法之外乎？ 程子书“视民如伤”四字于座侧，余每欲责人，尝念此意而不敢忽。
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视而深考之，则有以酬应世务而合乎时宜。
作官者于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 学者大病在行不著，习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处事即求合一，处事即求合理，则行著习察矣。
处事最当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
至诚以感人，犹有不服，况设诈以行之乎？ 防小人密于自修。 事最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
丙吉深厚不伐，张安世谨慎周密，皆可为人臣之法。
论万事皆当以三纲五常为本。学者之所讲明践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当以三纲五常为本。舍此则学非所学，仕非所仕也。 按物太宜含弘，如行旷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狭，而无以自容矣。
左右之言不可轻信，必审是实。
为政通下情为急。 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未至也。《书》曰：“我务省事。”则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作一事不可苟。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主之事功。
与人言宜和气从容，气忿则不平，色厉则取怨。
处人之难处者，正不必厉声色与之辨是非，较长短，惟谨于自修，愈谦愈约，彼将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较焉？
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言不当，殊愧之。 张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与语”。予深体此言，吏卒辈，不严而粟然也。 待下固当谦和，谦和而无节，及纳其悔，所谓重巽吝也。惟和而庄，则人自爱而畏。
慎动当先慎其几于心，次当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动也。
闻人毁已而怒，则誉已者至矣。
法立贵乎必行，立而不行，徒为虚文，适足以启下人之玩而已，故论事当永终知弊。
为人不能尽人道，为官不能尽官道，是吾所忧也。 使民如承大祭，然则为政临民，岂可视民为愚且贱，而加慢易之心哉？
处事，不形之于言犹妙。
尝见人寻常处置得宜者，数数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满天地，德冠人群，视之若无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宽平自在，从容以处之，事已，绝口不言，则小人无所闻以发其怒矣。
胆欲大，见义勇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圆，应物无滞；行欲方，截然有执。
事事不放过，而皆欲合理，则积久而业广矣。 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治狱有四要：公慈明刚。公则不偏，慈则不刻，明则能照，刚则能断。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小所惑而易其所守。
疾恶之心固不可无，然当宽心缓思可去与否，审度时宜而处之，斯无悔。切不可闻恶遽怒，先自焚挠，纵使即能去恶，己亦病矣。况伤于急暴，而有过中失宜之弊乎？经曰：“忽忿疾于顽。” 孔子曰：“肤受之愬，不行焉。”皆当深味。
轻与必滥取，易信必易疑。
韩魏公、范文正诸公，皆一片忠诚为国之心，故其事业显著，而名望孚动于天下。后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恃其身，而欲事业名誉比拟前贤，难矣哉！
成王问史佚曰：“何德而民亲上？”史佚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领信而食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以已之廉，病人之贪，取怨之道也。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理明则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未明则以不当安者为安矣。
前人为治，纯用德而以刑辅之，后人则纯用法术而已。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贤治不贤，设官之本意不过如此，有官威剥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当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虽众人之所暂快，亦贤知之所深虑矣。 人皆妄意于名位之显荣，而固有之善，则无一念之及，其不知类也甚矣。
机事不密则害成，《易》之大戒也。
为善勿怠，去恶勿疑。
恭而不近于谀，和而不至于流，事上处众之道。
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 一毫省察不至，即处事失宜，而悔吝随之，不可不慎。 处事当沈重详细坚正，不可轻忽忽略，故《易》多言“利艰贞。”盖艰贞则不敢轻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人遇拂乱之事，愈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碍处，必思有以通之，则智益明。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长人者之非其人也。
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圣人之仁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必有所济，盖天下事莫非分所当为，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义。
临属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岂惟为人君当然哉？凡为人臣者，亦当守此，以为爱民保已之法也。 王伯之分，正在不谋利、不计功与谋利计功之分。
处事识为先，断次之。
作官常知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义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险以侥幸。
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 目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财利之源；省妄费，去冗食，所以裕财利之用。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兴作，小大必书，圣人仁民之意深矣。
凡事分所当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傅周召，王佐事业大矣，自其心观之，则若浮云之漠然，无所动其心。
清心省事，为官切要，且有无限之乐。
犯而不较最省事。
人好静而扰之不已，恐非为政之道。
名节大事，不可妄交非类，以坏名节。
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谨言语。
与人居官者言，当使有益于其身，有益及于人。
天之道，公而已。圣人法天为治，一出于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为大也。
霍光小心谨慎，沉静详审，可以为人臣之法。
亦有小廉曲谨，而不能有为，于事终无益。
凡事皆当推功让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得自能之意。
大臣行事，当远虑后来之患，虽小事不可启其端。
虽细事亦当以难处之，不可忽，况大事乎？
所谓王道者，真实爱民如子，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则民爱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民不习教化，但知有刑政，风俗难乎其淳矣。
惠虽不能周于人，而心当常存于厚。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则三代之治，后世必可复。
唐郭子仪竭忠诚以事君，故君心无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处小人，故谗邪莫能害。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不明固无以知事之当断，然明而不断，亦不免于后艰矣。 圣贤成大事业者，从战战兢兢之小心来。
好善优于天下，若自用已能，恶闻人善，何以成事功？
对人子民之心，无时而忘。
于人之微贱，皆当以诚待之，不可勿慢。
为治，舍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圣贤宁终身不遇孔孟，不自贬以徇时者，为是故也。 《书》言：“罚弗及嗣，赏延于世。”此圣人之仁心也。故赏当过于厚，而刑不过于滥。
出处去就，士君子之大节，不可不谨。《礼》曰：“进以礼，退以义。”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见诸侯，尤详于进退之道。故出处去就之节不可不谨。
孔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惟亲历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于职事万无一尽，况敢恣肆于礼法之外乎？ 程子书“视民如伤”四字于座侧，余每欲责人，尝念此意而不敢忽。
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视而深考之，则有以酬应世务而合乎时宜。
作官者于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 学者大病在行不著，习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处事即求合一，处事即求合理，则行著习察矣。
处事最当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
至诚以感人，犹有不服，况设诈以行之乎？ 防小人密于自修。 事最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
丙吉深厚不伐，张安世谨慎周密，皆可为人臣之法。
论万事皆当以三纲五常为本。学者之所讲明践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当以三纲五常为本。舍此则学非所学，仕非所仕也。 按物太宜含弘，如行旷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狭，而无以自容矣。
左右之言不可轻信，必审是实。
为政通下情为急。 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未至也。《书》曰：“我务省事。”则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作一事不可苟。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主之事功。
与人言宜和气从容，气忿则不平，色厉则取怨。
处人之难处者，正不必厉声色与之辨是非，较长短，惟谨于自修，愈谦愈约，彼将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较焉？
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言不当，殊愧之。 张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与语”。予深体此言，吏卒辈，不严而粟然也。 待下固当谦和，谦和而无节，及纳其悔，所谓重巽吝也。惟和而庄，则人自爱而畏。
慎动当先慎其几于心，次当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动也。
闻人毁已而怒，则誉已者至矣。
法立贵乎必行，立而不行，徒为虚文，适足以启下人之玩而已，故论事当永终知弊。
为人不能尽人道，为官不能尽官道，是吾所忧也。 使民如承大祭，然则为政临民，岂可视民为愚且贱，而加慢易之心哉？
处事，不形之于言犹妙。
尝见人寻常处置得宜者，数数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满天地，德冠人群，视之若无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宽平自在，从容以处之，事已，绝口不言，则小人无所闻以发其怒矣。
胆欲大，见义勇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圆，应物无滞；行欲方，截然有执。
事事不放过，而皆欲合理，则积久而业广矣。 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治狱有四要：公慈明刚。公则不偏，慈则不刻，明则能照，刚则能断。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小所惑而易其所守。
疾恶之心固不可无，然当宽心缓思可去与否，审度时宜而处之，斯无悔。切不可闻恶遽怒，先自焚挠，纵使即能去恶，己亦病矣。况伤于急暴，而有过中失宜之弊乎？经曰：“忽忿疾于顽。” 孔子曰：“肤受之愬，不行焉。”皆当深味。
轻与必滥取，易信必易疑。
韩魏公、范文正诸公，皆一片忠诚为国之心，故其事业显著，而名望孚动于天下。后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恃其身，而欲事业名誉比拟前贤，难矣哉！
成王问史佚曰：“何德而民亲上？”史佚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领信而食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以已之廉，病人之贪，取怨之道也。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理明则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未明则以不当安者为安矣。
前人为治，纯用德而以刑辅之，后人则纯用法术而已。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贤治不贤，设官之本意不过如此，有官威剥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当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虽众人之所暂快，亦贤知之所深虑矣。 人皆妄意于名位之显荣，而固有之善，则无一念之及，其不知类也甚矣。
机事不密则害成，《易》之大戒也。
为善勿怠，去恶勿疑。
恭而不近于谀，和而不至于流，事上处众之道。
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 一毫省察不至，即处事失宜，而悔吝随之，不可不慎。 处事当沈重详细坚正，不可轻忽忽略，故《易》多言“利艰贞。”盖艰贞则不敢轻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人遇拂乱之事，愈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碍处，必思有以通之，则智益明。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长人者之非其人也。
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圣人之仁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必有所济，盖天下事莫非分所当为，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义。
临属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岂惟为人君当然哉？凡为人臣者，亦当守此，以为爱民保已之法也。 王伯之分，正在不谋利、不计功与谋利计功之分。
处事识为先，断次之。
作官常知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义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险以侥幸。
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 目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财利之源；省妄费，去冗食，所以裕财利之用。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兴作，小大必书，圣人仁民之意深矣。
凡事分所当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傅周召，王佐事业大矣，自其心观之，则若浮云之漠然，无所动其心。
清心省事，为官切要，且有无限之乐。
犯而不较最省事。
人好静而扰之不已，恐非为政之道。
名节大事，不可妄交非类，以坏名节。
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谨言语。
与人居官者言，当使有益于其身，有益及于人。
天之道，公而已。圣人法天为治，一出于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为大也。
霍光小心谨慎，沉静详审，可以为人臣之法。
亦有小廉曲谨，而不能有为，于事终无益。
凡事皆当推功让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得自能之意。
大臣行事，当远虑后来之患，虽小事不可启其端。
虽细事亦当以难处之，不可忽，况大事乎？
所谓王道者，真实爱民如子，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则民爱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民不习教化，但知有刑政，风俗难乎其淳矣。
惠虽不能周于人，而心当常存于厚。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则三代之治，后世必可复。
唐郭子仪竭忠诚以事君，故君心无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处小人，故谗邪莫能害。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不明固无以知事之当断，然明而不断，亦不免于后艰矣。 圣贤成大事业者，从战战兢兢之小心来。
好善优于天下，若自用已能，恶闻人善，何以成事功？
对人子民之心，无时而忘。
于人之微贱，皆当以诚待之，不可勿慢。
为治，舍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圣贤宁终身不遇孔孟，不自贬以徇时者，为是故也。 《书》言：“罚弗及嗣，赏延于世。”此圣人之仁心也。故赏当过于厚，而刑不过于滥。
出处去就，士君子之大节，不可不谨。《礼》曰：“进以礼，退以义。”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见诸侯，尤详于进退之道。故出处去就之节不可不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