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车书

我猜您想了解的可能是“公车上书”而非“冒车书”，以下是对“公车上书”的详细介绍：

“公车上书”是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1300多人上书清廷，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的事件。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故这一事件又被称作“公车上书”。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3月21日当他得知清廷将割地赔款后，便让梁启超去鼓动各省举人，响应者甚多。众人连日上奏，各式表文及奏章将都察院衙门的案几堆得满满当当。于是康有为便召集18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商议，签名者多达1200余人，起草万言书，一时间传遍京城。5月2日向都察院呈递万言书时，却被断然拒绝。这段记载一直被后世奉为“公车上书”最权威的描述。

然而，上世纪末陆续有学者对此事提出质疑。凡与“公车上书”有关的史料几乎全都源于康有为自撰的《我史》，而康有为本人又向来有着自我吹捧的毛病，此事想来实在是疑点重重。根据清代都察院现有资料显示，在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的上书大潮中，都察院恰恰是“主战派”大臣的聚集之地，以洪良品、余联沅、高燮曾等为代表的20余名监察御史（从五品）都曾上书力谏，至于左都御史（从一品）、左副都御史（正三品）都坚决反对议和，其中左都御史更是此次上奏浪潮中品级最高者。在5月2日当天，都察院向朝廷代奏官员举人的上书就有15件之多。次日，都察院又代为呈送10件条陈，条陈上的投递日期非常清晰，就是“康有为被拒收”的5月2日。从这一角度而言，康有关对都察院拒收万言书的指责纯属谎言。

另外，康有为在《我史》中还称有一大群官员阻碍自己上书，这也是康有为自己的臆想杜撰。据《清史稿》记载，在军机处档册之中，发现了大量反对和约的上奏、代奏及电报，“反对议和”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更有意思的是，翰林院编修（正七品）王荣商在4月22日曾上书反对，4月27日又再次上书。到5月9日时，王荣商突然升任翰林院侍讲（从五品），可见“反对议和”对自身仕途压根不曾造成影响，因此各级官员进言自然更加踊跃，可知康有为对当时政治氛围的描述完全失实，自传里所列出的反对派、反对机构也纯粹是为美化自己而有意夸大的。

事实上，康有为当时压根不具备领袖18省举人上书的资格。康有为确实派梁启超组织广东举人联名上书，最终争取到了80余人签名，由梁启超领衔，虽无康有为本人签名，但可以认为康有为参与了这次上书行动的策划领导。这也是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里唯一一次可以被确切证实的康党所组织的联名上书。有意思的是，广东举人陈景华还领导了另一次上书运动，共计289名广东举子签名，于5月1日上书都察院。在这些签名中，康有为的得意弟子麦孟华的签名排在第63位，梁启超则排到了位于倒数的第284位，康有为同样没有签字。根据这一排名来看，这次活动与康有为并无联系。两相对比，不难发现，康有为自诩“公车上书领袖”，在本省的号召力却远不如陈景华，更遑论召集其余各省举人了。

实际上，自当年3月到5月，反对和谈的奏折、电报多达150余次，参与者超过2000余人。超过半数的各省督抚参与其中，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诸部均有大规模联名上书。在各级官员的策动之下，进京举人热情高涨，各省自发联名上书的有31件，共1500余人次签名。康有为所组织的行动在当时籍籍无名，并因未曾递交而作罢，毫无政治影响力可言。可以说，光绪二十一年存在着两个概念性质、性质均不相同的“公车上书”，一个由京城高官发动操作、各省举人参加，另一个则是康有为的“拙略表演”。

以上是对“公车上书”的详细介绍，如需更多信息，建议查阅相关文献或咨询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