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治

清代杨宜治：一位卓越的外交家与学者

在晚清的历史长河中，杨宜治以其深厚的学识和卓越的外交才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字虞裳，是四川渠县人。杨宜治自幼聪敏好学，先附学生员，后补廪膳生员，同治六年（1867）举于乡，从此踏上仕途。

杨宜治的家世背景也颇为显赫。他的祖父杨立之与张之洞的父亲张瑛同为嘉庆十八年（1813）癸酉科举人，善于写诗。父亲杨龙伯则天生喜欢兵略，洪秀全起兵后，他前往苏松镇总兵王钟华幕府做参谋。然而，杨宜治早年历经坎坷，4岁时母亲去世，父亲也在他寻找的过程中不幸去世。尽管如此，他并未被命运击倒，反而更加坚定了求知的决心。

同治十年（1871），杨宜治寻亲骸归，家贫无法葬父，幸得妻子张氏变卖嫁资才得以安葬。在华阳知县王宫午的资助下，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参加春官试，考取内阁中书。同年九月，贵州金竹人杜瑞征署渠县，邀请回渠的杨宜治主讲金榜山侧的渠江书院。在主讲渠江书院和探亲回渠期间，他不仅培养了不少人才，还留下许多优美的诗文。

清光绪九年（1883），杨宜治报名参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章京的考选，并于次年7月提前传补英国股章京实缺，由此开启了他长达14年的外交生涯。总理衙门是清政府设立的我国首个近代化的外交机构，设大臣和章京两级官员，负责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杨宜治以其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外交洞察力，迅速在总理衙门崭露头角。

19世纪后半期，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约》，宣告战争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结束，并约定6个月内完成中越勘界。清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派总理衙门大臣、鸿胪寺卿邓承修为钦差大臣，会同当地督抚办理广东、广西的中越划界事宜。邓承修亲点杨宜治作为骨干成员随行，办理中越勘界事务。杨宜治逐日记录出行、踏勘和谈判的全过程，后来汇集成《交轺随笔》。

在这次勘界过程中，杨宜治展现了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单骑跟行，溯江而上行数十里，与法国使臣浦理燮进行了多次正式会谈和小范围交流，最终达成了广西西界勘关协议。然而，广西东界勘界却是一场拉锯战，法方无理至极，既不按《中法新约》商议，也不按《接办勘界条约》定界，甚至无耻到先诺后反悔。杨宜治据理力争，为寻找证据，他用了8天时间沿途走访，每天凌晨3点出发，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终于搞定了依据。他的过细工作得到了张之洞的高度赞扬。

此后，杨宜治的仕途一帆风顺。他先后经历了中英藏印通商、中葡澳门洋药税项条约拟定、英商轮由宜昌上驶重庆“准单”、中俄东北电线约事、“万年青”“尼泊尔”两船碰沉案赔偿事、中俄图们江立约事等事务。他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深厚的学识，赢得了朝廷的赏识和同僚的尊敬。

甲午战后，国力衰竭，清廷决定结一强援而立，“联俄拒日”的外交方针由此而生。清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王之春被派以头品顶戴湖北布政使的身份，前往俄国唁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逝世及尼古拉二世加冕。王之春特使具奏请旨，派令杨宜治同往襄赞。在俄国期间，杨宜治不仅参与了唁贺国书的呈递，还与俄方进行了深入的谈判和交流。他参观了俄国的武备院、皇宫、博物院和蜡人馆等地，对俄国的军事、文化和科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的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外交经验，也为他日后的外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回国后，杨宜治继续担任总理衙门章京一职，并出任署帮办章京。他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深厚的学识，赢得了朝廷的赏识和同僚的尊敬。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他正式出任正五品的通政使司参议一职，并署理太常寺少卿。次年5月，他正式充补四品总办章京，获得上奏权。此时，他已经52岁，但他的外交生涯却仍然充满活力和希望。

杨宜治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善于写诗作文，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文。他的《交轺随笔》、《惩斋日记》和《俄程日记》等著作，不仅记录了他的外交经历，也展现了他的文学才华和学术造诣。这些著作不仅为后人研究晚清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后人了解杨宜治这位卓越的外交家和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窗口。

杨宜治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奋斗精神。他以自己的才华和勤奋赢得了朝廷的赏识和同僚的尊敬。他的外交生涯不仅为晚清政府争取了更多的国际地位和利益，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外交经验和精神财富。他的一生是晚清时期一位卓越的外交家和学者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