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
夫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夫生事者，无病而服药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药也。乃者阿里骨之请，人人知其不当予，而朝廷予之，以求无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几于有病而不服药乎？今又欲遽纳夏人之使，则是病未除而药先止，其与几何。
苏轼的《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是一篇极具思想深度和现实意义的政治奏疏。这篇文章不仅体现了苏轼卓越的政治见解，也展现了他对国家治理中“生事”与“畏事”的深刻反思。以下是对这篇文章的赏析：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了国家治理中的两种极端态度：“生事”（主动挑起事端）和“畏事”（因畏惧而逃避问题）。他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会给国家带来不利影响，犹如“无病而服药”和“有病而不服药”，最终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文章通过对当时宋朝处理西羌和夏国事务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了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应采取理性、适度的态度。
苏轼善于运用比喻来表达复杂的政治理念。他将“生事”比作“无病而服药”，将“畏事”比作“有病而不服药”，这种比喻不仅形象生动，而且非常贴切。通过这两个比喻，苏轼清晰地表达了“生事”和“畏事”对国家的危害，使读者能够直观地理解他的观点。这种修辞手法不仅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也让抽象的政治理念变得通俗易懂。
苏轼写作此文的时代，正值宋朝面临复杂的边疆问题，尤其是与西羌和夏国的关系。文中提到的“阿里骨之请”是指西羌首领阿里骨请求宋朝承认其地位，而宋朝为了求一时的和平，选择了妥协。苏轼对此表示质疑，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有病而不服药”，最终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化。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此时再急于接纳夏国的使者，就如同“病未除而药先止”，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危机。
文章的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苏轼首先提出了“生事”和“畏事”的弊端，然后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呼吁朝廷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应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他的论证层层递进，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的依据，使得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尽管文章涉及的是复杂的国家大事，但苏轼的语言却极为简洁明了。他没有过多的修饰和冗长的论述，而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种简洁有力的表达方式，使得文章既富有哲理，又易于理解，展现了苏轼作为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双重才华。
苏轼的《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不仅是一篇关于外交政策的政论文章，更是一篇充满智慧和远见的政治哲学思考。通过对“生事”和“畏事”的深入剖析，苏轼提醒当权者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因短视或畏惧而做出错误的决策。这篇文章不仅是对当时宋朝外交政策的批评，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