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兴
贵人昔未贵，咸愿顾寒微。
及自登枢要，何曾问布衣。
平明登紫阁，日晏下彤闱。
扰扰路傍子，无劳歌是非。
有权势的人过去未得志时，都愿意照顾地位卑微的士人。现在一旦他们当上了主持大权的官，又怎么会询问身着白衣（代指普通老百姓）的事呢。早上跃升紫禁门阙之内朝中做官，傍晚还在宫门外的赤色楼阁下卸职而去。引起路人吵嚷侧目和交头接耳的评论是无用的行为，对这样那样的事情根本没有必要加以褒贬评说。
杨贲的《时兴》以精炼的笔触勾勒出权力更迭下的人性百态，五言八句间，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刻画得入木三分。这首诗既是对唐代官场生态的深刻揭露，亦是对人性异化的哲学叩问，其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在唐诗长河中独树一帜。
诗的前四句以"贵人"身份转变为核心，构建出强烈的对比张力。"昔未贵"时，"咸愿顾寒微"的谦卑与"登枢要"后"何曾问布衣"的傲慢形成鲜明反差。这种对比并非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异化过程——当寒微者跻身权贵之列，昔日的同情心与平等意识便被等级观念取代，正如《明代民歌·桐城时兴歌·送郎》中少妇对离人的深情祈愿，与权贵对布衣的冷漠形成情感温度的巨大落差。
"平明登紫阁，日晏下彤闱"两句，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具象化地呈现了权贵的日常轨迹。紫阁与彤闱的华美意象，暗喻着权力中心的封闭性与排他性，而"平明"与"日晏"的时间跨度，则暗示着权贵们日复一日的机械循环，这种生存状态与"扰扰路傍子"的奔波劳碌形成阶级差异的生动写照。
杨贲在意象运用上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紫阁"与"彤闱"作为权力符号，其色彩本身即具有象征意义——紫色在唐代为三品以上官员服色，红色宫门则象征着皇权庇护下的官僚体系。这种色彩意象的选择，使诗歌在视觉层面即构建出等级森严的官场图景。
"扰扰路傍子"的"扰扰"二字，既描绘出路人奔波劳碌的生存状态，又暗含对世事纷扰的哲学思考。这种双关语运用，使诗句超越了具体场景的描写，升华为对人生境遇的普遍性观照。与卢谌《时兴诗》中"凝霜沾蔓草，悲风振林薄"的自然意象相比，杨贲更侧重于社会意象的提炼，展现了唐诗从魏晋玄言向现实批判的转型轨迹。
全诗语言凝练而富有节奏感，平仄交替间形成独特的韵律美。"贵人昔未贵"以平声起势，营造出平和的叙述基调；"何曾问布衣"则以仄声收束，陡然增强批判力度。这种声调变化与情感起伏的同步，使诗歌具有音乐般的感染力。
"无劳歌是非"的结尾尤为精妙。"无劳"二字既是对路人的劝慰，亦暗含对权贵们漠视民瘼的讽刺。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直白揭露形成互补，展现了唐诗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正如《诗贵沉郁》中所言，杨贲通过"句与句之间的断续跳跃"，将沉郁顿挫的情感内化于语言节奏之中。
将《时兴》置于唐代历史语境中考察，其批判意义愈发凸显。安史之乱后，唐代官场腐败加剧，门阀制度与科举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杨贲作为出身宦族的文人，对官场生态有着深刻体察。诗中"贵人"的蜕变过程，实则是唐代士族阶层在权力诱惑下道德沦丧的缩影。
这种批判精神与白居易新乐府运动"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念相呼应，但杨贲选择了更为含蓄的表达方式。他未直接点明具体历史事件，而是通过典型场景的提炼，使诗歌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这种创作策略，使《时兴》在唐代诗坛独树一帜，既保持了艺术纯粹性，又实现了社会批判功能。
杨贲的《时兴》以精妙的艺术构思，完成了对权力与人性的深刻解剖。诗中对比结构的张力、意象选择的深度、语言节奏的魅力与历史语境的映照，共同构建出一个多维度的诗意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既能看到唐代官场的众生相，亦能窥见人性在权力面前的复杂蜕变。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正是伟大诗歌的永恒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