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䭾引其一
昂藏大步蚕丛国，曲颈微伸高九尺。
卓女窥窗莫我知，严仙据案何曾识。
昂首阔步走进蚕丛县，弯曲的脖子微微伸长将近九尺高。盘着长发的卓文君在窗前窥视不曾发现我，仪表堂堂的严遵靠着几案也未曾见过我。
冯涓的《蜀驮引》以"昂藏大步蚕丛国，曲颈微伸高九尺。卓女窥窗莫我知，严仙据案何曾识"四句，勾勒出一幅充满张力与孤寂的蜀地行旅图。诗中通过驮马、卓文君、严君平三个意象的叠加，在地理空间与精神世界的双重维度上，构建出一种既雄浑又苍凉的审美意境。
首句"昂藏大步蚕丛国"以拟人化手法塑造驮马形象。"昂藏"二字既描绘驮马高大的体态，又暗含诗人傲岸不群的自我投射。蚕丛国作为古蜀开国君主蚕丛的领地，在《华阳国志》中记载其"始居岷山石室中"，后迁至成都平原。诗人选择这一地理符号，既点明行旅的蜀地背景，又通过蚕丛"纵目"的神话形象，赋予驮马以超现实的神秘色彩。
"曲颈微伸高九尺"通过细节描写强化驮马的雄伟。九尺之高远超常马体量，这种夸张手法与李白"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的笔法异曲同工。值得注意的是，驮马"曲颈"的姿态与后文"严仙据案"的伏案形象形成微妙呼应，暗示知识分子与行旅者虽同处蜀地，却处于完全不同的生存维度。
"卓女窥窗莫我知"化用卓文君当垆卖酒的典故。《史记》记载，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后，在临邛"当垆卖酒"，其父卓王孙"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诗人在此截取"窥窗"这一瞬间，将原本充满烟火气的市井场景转化为充满疏离感的画面。卓文君作为蜀地文化符号，她的"莫我知"既表现行旅者的孤独，也暗示商业文明与精神追求的错位。
这种隔阂在空间上具象化为窗棂的阻隔。玻璃窗在唐代尚未普及，木格窗棂既具有物理屏障功能，又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象征。驮马承载的不仅是货物，更是诗人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行囊，这种行囊在市井繁华中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严仙据案何曾识"引入严君平的典故。《汉书》记载，严君平"隐居不仕，常卖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钱以自给；卜讫则闭肆下帘，以著书为事"。诗人通过"据案"这一典型姿态，将严君平塑造为蜀地学术精神的化身。值得注意的是，严君平的卜肆与卓文君的酒垆同处成都市井，却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
"何曾识"三字充满反讽意味。作为蜀地两大文化符号，卓文君代表世俗情感，严君平象征超脱智慧，但诗人作为外来行旅者，却与这两者都产生深刻隔阂。这种隔阂不是空间距离造成的，而是精神维度的错位——当驮马在蜀道上艰难跋涉时，市井繁华与学术清高都成为无法企及的彼岸。
四句诗通过驮马、卓女、严仙三个意象的并置，在有限篇幅中构建出多维度的审美空间。驮马的动态行走与卓女、严仙的静态守望形成对比；市井的喧闹与学术的清冷构成张力；地理空间的蜀道艰险与精神世界的孤独迷茫相互映照。
这种意象叠加手法在盛唐诗歌中并不罕见，但冯涓的处理更具独特性。他不像李白那样通过"噫吁嚱"的强烈感叹直抒胸臆，而是将情感内化为意象之间的微妙关系。当驮马"昂藏大步"穿越蚕丛国时，它承载的不仅是货物，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商业文明与学术传统之间的精神漂泊。
理解这四句诗，需要将其置于晚唐社会背景中。冯涓生活在宣宗至昭宗时期，正值唐王朝走向衰落。他"以时危世乱，隐居商山十年"的经历，使其诗歌充满避世色彩。《蜀驮引》创作时间虽难确考，但诗中流露的孤独感与时代氛围高度契合。
蜀道在唐代不仅是地理通道，更是知识分子精神求索的象征。当冯涓让驮马行走在蚕丛国时，他实际上是在用诗歌重走李白笔下的蜀道。但与李白"仰胁息""坐长叹"的强烈情感表达不同，冯涓选择通过意象的含蓄对话来传递孤独——这种孤独不是个人际遇的悲叹，而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精神困境。
这种困境在"曲颈微伸"的驮马形象中得到完美体现。驮马既要保持高昂的姿态前行，又不得不微微屈颈以适应蜀道艰险，这种矛盾姿态正是晚唐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他们既想保持精神的高洁，又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压力，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艰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