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陵下作
千金买鱼灯，泉下照狐兔。
行人上陵过，却吊扶苏墓。
累累圹中物，多于养生具。
若使山可移，应将秦国去。
舜殁虽在前，今犹未封树。
花费千金买来一灯盏，地下泉水中照出狐兔。行人经过陵上，纷纷来此凭吊扶苏墓。墓里堆满了祭品，比养生的器具还丰富。假如山能移动的话，我要将它移到秦朝国境外去。我虽然死后也会名列在舜的德行之中，可是我却没有墓树可封。
晚唐诗坛的星空里，曹邺的《始皇陵下作》如一柄寒光凛冽的匕首，刺破了千年帝制营造的虚妄幻象。这首五言古诗以秦始皇陵为镜像，将暴君的贪婪与历史的无情熔铸成诗，在对比与反讽中，完成了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解构。
首联“千金买鱼灯，泉下照狐兔”以荒诞的意象开篇。据《史记》记载，秦始皇陵以“人鱼膏为烛”，本意是让长明灯照亮地下宫阙，延续生前的尊荣。但曹邺笔下的鱼灯却映照着狐兔出没的陵墓，将帝王对永恒的痴狂转化为一场滑稽的闹剧。这种反差恰似《阿房宫赋》中“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预言，暗示所有奢华终将沦为荒芜。诗人用“千金”与“狐兔”的强烈对比，将帝王虚妄的野心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颔联“行人上陵过，却吊扶苏墓”则是更尖锐的讽刺。当行人路过骊山时，无视秦始皇的巍峨陵寝，转而凭吊被赐死的公子扶苏。这种选择背后，是历史对仁德与残暴的天然评判。扶苏因直言劝谏被发配边疆，其悲剧命运与始皇的暴虐形成鲜明对照。曹邺借此暗示：真正的历史记忆不属于权力者，而属于那些承载人性光辉的灵魂。
颈联“累累圹中物，多于养生具”以冰冷的数字揭露暴政本质。秦始皇陵中“奇器珍怪徙藏满之”，陪葬品数量远超生前所用，这种“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实则是将整个国家的资源榨干后填入地下。诗人用“累累”与“多”的叠词强化视觉冲击，让读者仿佛看到无数珍宝在黑暗中沉默，诉说着被殉葬的民生疾苦。这种对物质过剩的批判，与晚唐时期“宫人呼为趋殿院”的奢靡之风形成跨时空呼应。
“若使山可移，应将秦国去”二句，则将讽刺推向极致。诗人假设若山河可动，始皇定会将整个秦国拖入坟墓。这种荒诞的想象，实则是对权力者“殉天下于己”本质的揭露。正如《过秦论》所言“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秦国的速亡正是对这种贪婪的惩罚。曹邺以诗为剑，刺破了帝王“万世一系”的幻梦。
尾联“舜殁虽在前，今犹未封树”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舜帝作为上古明君，死后“不封不树”，仅以自然之土安葬；而秦始皇陵却“穿三泉，下铜而致椁”，极尽人工之能事。这种对比不仅是葬俗的差异，更是两种治国理念的碰撞。舜以德治天下，故能“使民心劝”；始皇以刑法治民，终致“天下苦秦”。曹邺通过舜墓的简朴，反衬出始皇陵的虚妄，暗示真正的历史遗产不在于陵墓的规模，而在于民心的归向。
这种历史观在晚唐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当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统治者却仍沉迷于“厚葬以明孝”的虚礼。曹邺借古讽今，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当朝权贵。正如他在《官仓鼠》中痛斥“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此处对始皇陵的讽刺，实则是对整个堕落阶层的控诉。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始皇陵下作》堪称晚唐“诗史”的典范。它不仅记录了秦代的暴政，更折射出唐末“山雨欲来”的社会危机。诗中“行人”与“扶苏”的互动，暗示着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渴望；而“千金鱼灯”与“舜墓未封”的对比，则揭示了统治阶层与道德传统的断裂。这种双重历史维度的交织，使诗歌超越了简单的咏史范畴，成为观察晚唐社会矛盾的显微镜。
曹邺的笔触始终带着士人的悲悯。他目睹“田家作苦，岁时未丰”，却仍坚持“位卑未敢忘忧国”。这种情怀使他的诗歌既具有杜甫式的现实关怀，又带有晚唐特有的冷峻与犀利。当他在始皇陵前写下这些诗句时，或许也在为风雨飘摇的大唐江山默哀。
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前，仍能感受到曹邺诗歌的震撼。那些沉默的陶俑与诗中的“累累圹中物”形成跨时空的对话，而“行人吊扶苏”的场景，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重演。曹邺用五十六个字，构建了一座文字的陵墓，让暴君的贪婪与历史的公正永远对峙。这种力量，正是诗歌作为“史笔”的最高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