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韩十四被鲁王推递往济南府
西候情何极，南冠怨有馀。
梁王虽好事，不察狱中书。
越往西行，心中悲愁越重，被拘囚在南方更加怨恨不平。梁孝王虽然喜欢结交士人，但不体察囚禁中书生的实情。
崔国辅的《送韩十四被鲁王推递往济南府》以五言绝句的凝练笔触，将友人蒙冤流放的悲怆与士人怀才不遇的愤懑熔铸于二十字中，尤以首联“西候情何极，南冠怨有馀”与尾联“梁王虽好事，不察狱中书”形成强烈情感张力，展现了开元诗人特有的婉约风骨与现实关怀。
“西候情何极”以地理空间隐喻心理距离。咸阳西的送别场景被赋予双重象征：既是现实中的物理空间，更是诗人与友人精神联结的坐标。西望的凝视化作无尽的牵挂，“情何极”三字以反问强化了情感的不可度量性，暗合《诗经·陟岲》中“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的眺望母题，却将亲情升华为士人间的道义守望。
“南冠怨有馀”则通过囚服意象完成身份转换。楚囚钟仪的典故在此被赋予新解：韩十四的“南冠”不仅是阶下囚的标识，更是士人群体在权力漩涡中的集体写照。怨愤之情超越个人际遇，指向盛唐表面繁荣下潜藏的司法黑暗。这种怨愤的“有馀”，恰与王维“遍插茱萸少一人”的缺憾形成互文，却以更尖锐的批判性撕开盛世的面纱。
“梁王虽好事”的称谓充满反讽意味。表面沿用汉代梁孝王招揽文士的典故，实则暗指鲁王以“好士”之名行构陷之实。这种典故的错位使用，延续了《古诗十九首》中“西北有高楼”的意象传统——用美好表象反衬现实残酷。诗人刻意模糊历史与现实的界限，使梁孝王网罗邹阳、枚乘的佳话，与鲁王制造冤案的行径形成残酷对照。
“不察狱中书”直指司法黑暗的核心。此句化用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的典故，却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邹阳上书最终获释，而韩十四的冤案却无人倾听，暗示着开元盛世后期皇权膨胀对士人精神的压迫。这种历史循环的书写策略，使诗歌超越了具体事件，成为对专制体制下知识分子命运的永恒叩问。
全诗押“鱼”韵，在闭合的韵脚中构建出情感的回环。首句“极”字以入声收尾，形成情感爆发的制高点；次句“馀”字以长音延续，将怨愤之情如江水般绵延展开。第三句“事”字突然转为去声，形成声调的跌宕，暗示希望破灭的转折；末句“书”字以平声收束，却在余韵中留下无尽的无奈。这种声律安排与《滕王阁序》中“北海虽赊，扶摇可接”的顿挫相呼应，都通过语音的起伏传递出复杂的心境。
作为开元诗坛五绝高手，崔国辅在此诗中完美融合了南朝乐府的清新与盛唐气象的厚重。前两句的意象选择延续了《子夜歌》中“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的婉约传统，后两句的批判精神则预示着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先声。这种风格上的二元性，恰如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所评：“婉娈清楚，深宜讽味”，既保持了民歌的质朴，又蕴含着士大夫的深沉思考。
在长安城头日升月落的背景中，这首小诗如同一把精巧的青铜匕首，在二十字间刻下了盛唐转衰的最初裂痕。当后人诵读“不察狱中书”时，听到的不仅是韩十四的绝望呐喊，更是整个士人阶层在皇权与法度之间的永恒困境。这种超越时代的共鸣，使这首五绝成为解读盛唐精神裂变的重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