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经籍考一
作者：马端临
○总叙
伏牺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一云：以书契约其事也。郑元：以书书木边言其事，刻之木，谓之书契也），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坟，大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至於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也），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按：古书之流传於今者惟《六经》，《六经》之前，则《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是已。《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则国家之所职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则学士大夫之所诵习者此也。今其书亡，而其义则略见於孔氏《尚书》之序，故录之以为经籍之始。《索隐史记三皇纪》言：“《春秋纬》称自开辟至於获麟，凡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循蜚纪，八曰因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疏仡纪。”则上古之书盖不可胜计，然其说荒诞，故无取焉。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八则，以逆都鄙之治（太史，日官也）。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各有一通，此太史亦副写一通，故云“以贰六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志，犹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史官主书，故韩宣子聘於鲁，观书太史氏。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国法：六典、八法、八则）；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叙，六叙也。纳访，纳谋於王也。六叙六曰：以叙听其情）。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如《春秋》王命内史兴父策命晋侯之类），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若今尚书入省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赞为之，为之辞也。以方版书而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副写藏之）。
外史掌书外令（王令下畿外），掌四方之志（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於四方（若谓《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若以书使於四方，则书其令（书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
凡治者受法令焉（为书写其治之法）。
小行人掌五物者（谓国札丧、凶荒、师役、福事、灾祸，共五者），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
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按：成周之时，自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者也，其名数亦多。今除《宝训》及《太平六典》之外，亦无可考者矣。 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邱》，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於周。
程子曰：所谓大道，若性与天道之说，圣人岂得而去之哉！若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后世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人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为神农之言，及阴阳、权变、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
九峰蔡氏曰：今按《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周公所录，必非伪妄。
而春秋时《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之书，犹有存者，若果全备，孔子亦不应悉删去之；或其简编脱落，不可通晓，或是孔子所见，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说也。 《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犹合也。《春秋》多记诸侯朝聘会同，有相接之辞，争辨之事）。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失，谓不能节其教也。《诗》，敦厚，近愚；《书》，知远，近诬；《易》，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於伤害；《春秋》，习战争之事，近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静精微而不贼，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也。
《疏》皇氏六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经》，体致不同，故名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纪者录入於《礼》）。
长乐刘氏曰：此经言周衰之时，诸侯之国虽不能逮文、武之时，犹能各通一经，以化其民，故孔子历聘之时，入其国而其教可知。 山阴陆氏曰：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经》无失也，学者之失而已。 金华应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伪，故失之愚；通达者未必笃确诚实，故失之诬；宽博者未必严立绳检，故失之奢。沉潜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弄笔褒贬，易紊是非，且或召乱。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
《春秋》虽公其纪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盖自夫子删定赞系笔削之余，而后传习滋广，经术流行。夫子既广其传而又虑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国即知其教，非见远察微者不能也；观其教即防其失，非虑远防微者不能也。
《庄子·天下篇》：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於本数，系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於天下而设於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下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於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ウ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按：庄生之时，六籍未经秦火，其书具在也，而诸子百家，各以其说舛驰而淆乱之，是以有ウ而不明，郁而不发之忧。周以荒唐谬悠之言著书，盖亦百家之一也，而此段议论诚醇正，无异圣贤之格言。东坡谓庄子盖助孔子者，於此见之。
所谓“后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似逆知将有坑焚之祸，而深悲之矣。呜呼！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书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臣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者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而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学法令，则以吏为师。”制曰：“可。”
魏人陈余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夹氵祭郑氏曰：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又曰：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以来书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按：秦虽出自於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来，有国於丰、岐者数百年。春秋之时，盟会聘享，接於诸侯，《秦誓》纪於《书》，《车邻》、《小戎》之属列於《诗》，其声名文物盖蔼然先王之遗风矣。今下令焚《诗》、《书》，而曰“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则《秦誓》、《秦风》亦秦记也，独非《诗》、《书》乎？李斯者，袭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头畜鸣之伪辩，固世所羞称者。然斯学於荀卿，卿之道，盖祖述六经，宪章仲尼者也，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门中来。
然则始皇既非声教不通之编夷而骤有中华，李斯亦非椎朴少文之俗物而盲处高位，今乃以焚灭经籍、坑戮儒生为经国之远猷者，其说有二：曰愧，曰畏。愧则愧其议己也，畏则畏其害己也。自载籍以来，《诗》、《书》所称桀有暴德而天下归殷，纣有暴德而天下归周，幽、厉有暴德而周室东迁，浸微浸灭，五霸迭兴，七雄分据。始皇既已习闻其说矣，今虽诿曰：“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而其所行，则袭桀、纣、幽、厉之迹耳，夫岂不自知之？而儒者记纂，明以语人曰：如是而兴，如是而亡，不啻烛照、数计龟卜而示后来以轨范。盖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
自夫子历聘列国，孟氏以儒术游於诸侯，思济天下之溺而引时君於当道者，至拳拳也；虽不肯枉道以求售，然思济天下之溺，至拳拳也。继而苏、张之徒，专以口舌干时君，虽其所持者诡遇之术，妾妇之道，与孔、孟之学如黑白薰莸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世之意则类也。而范睢之於魏冉，蔡泽之於范睢，皆逞其辩口，扼其吭而夺之位。於是士生斯时，皆以读书游说为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说客进身者也，故韩非入秦，以策干始皇，则忌而诛之。天下岂无尚如非者欲睨其后乎？盖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诗》、《书》、百家语之在人间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盖亦知其本不可废也。罢俟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己也；焚书而独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经术於己也。主相之心，务欲灭经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以为巩固不拔之计。然陈胜、项梁、项籍、刘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汤武、弘济苍生之夙志，俱以罹於禁网，遁迹亡命，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奋梃而起，以成土崩瓦解之势。赵高熏腐小鬼，亦非有文墨词辩，足以倾动上听；徒以少习深文，依於忮忍，故陷扶苏、蒙恬，戮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盖犯法而作乱者，陈、吴、刘、项也，倚法而作奸者，赵高也。然则隳秦七庙而具斯五刑者，非《诗》、《书》也，乃秦之法律也。 秦以儒者为博士，每国家有大事，则下博士议之。然因淳于越进议封建，而下焚书之令；因卢生辈窃议时事，而下坑儒之令。盖此二事者，皆激於博士之正论。然则其所进用者，必皆得面谀顺指如周青臣、叔孙通辈，然后能持禄苟免耳。 稍引古义持正论，则批逆鳞、触奇祸。是书虽存而实亡，博士官虽设而实废矣。又按《史记》言：始皇闻卢生窃议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然则始皇所谓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谓召文学、方术士求奇药者，所存之医药、卜筮等书是也。然六籍虽厄於煨烬，而得之口耳所传，屋壁所藏者，犹足以垂世立教千载如一日也。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未尝有一卷流传於后世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而为之兴废也。
《西汉书·儒林传》序曰：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文学从此阙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子礼器往归之，於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师古曰：《孔光传》云：“鲋为陈涉博士，死陈下。”今此云孔甲，将名鲋而字甲也）。陈涉起匹夫，驱戌以立号（师古曰：驱，与驱同。，读曰谪），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於陈王也。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於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於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师古曰：言陈、卢绾、韩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师古曰：言少用文学之士），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师古曰：具官，谓备员而已）。
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於鲁则申培公，於齐则辕固生（师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号也。他皆类此。
培，音陪），燕则韩太傅（师古曰：名婴也）；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於齐则胡母生，於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西汉书·艺文志》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李奇曰：微不显之言也。师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师古曰：七十子，谓弟子达者七十二人。举其成数，故言七十）。故《春秋》分为五（韦昭曰：谓《左氏》、《公羊》、《梁》、《邹氏》、《夹氏》也），《诗》分为四（韦昭曰：谓《毛氏》、《齐》、《鲁》、《韩》），《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纵，音於容反），诸子之言，纷然ゾ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师古曰：编绝散落，故简脱，脱，音吐活反），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於是建藏书之策（如淳曰：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师古曰：占卜之书），侍医学柱国校方技（师古曰：医药之书也）。每一书已（师古曰：已，毕也），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师古曰：撮，总取也，音於括反）。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师古曰：卒，终也）。歆於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师古曰：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有《六艺略》（六艺，六经也），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师古曰：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所条奏及篇数，有与总凡不同者，转写脱误，年代久远，无以详知）。 夹氵祭郑氏曰：班固《艺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虽疏而不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於《七略》，未见其失也；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扬雄所作之书，刘氏盖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元》、《法言》、《乐箴》，三书合为一，总谓之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入於儒家类？按儒者旧有五十二种，固新出一种，则扬雄之三书也。且《太元》，《易》类也；《法言》，诸子；《乐箴》，杂家也；奈何合而为一家？是知班固中元无伦类。
刘歆为侍中，迁光禄大夫，领《五经》，卒父前业，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於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师古云：并不与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学也。置对，置辞以对也）。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师古曰：迭，互也。音大结反），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於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师古曰：以古事为是者，即罪之），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 《尚书》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
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於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师古曰：前学之师也），皆起於建元之。当此之时，一人亦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於全经，固已远矣（师古曰：言废绝己久，不可得其真也）。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於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编（师古曰：脱简，遗失也。编，谓旧编烂绝，就更次之，前后错乱也。，音古竟反），传问民，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恸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师古曰：罢，读曰疲。究，竟也）。
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於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师古曰：幽冥，犹暗昧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苏林曰：备之而已。臣瓒曰：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师古曰：瓒说是也），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师古曰：依违，言不专决也），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师古曰：比，合也。经有废遗者，冀得兴立之也。比，音频寐反）。 今则不然，深闭固拒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师古曰：猥，苟也。苟不诵习之，而欲绝去此学），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犹愈於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广立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师古曰：专执已所偏见，苟守残缺之文也），党同门，妒道真（师古曰：党同师之学，妒道艺之真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於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乱，焚烧无遗。
程氏《演繁露》曰：汉世藏书，旧知有禁中、外台之别。今读刘向叙载所定《列子》之书，而知中书之外，又有太常太史、与中秘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书多，外书少，知汉留意中秘，故比他本特备也。史迁纟由金匮石室以成《史记》，岂尝许其稽阅中秘邪？或太史所藏，於汉家事实则金匮石室以加严邪？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钜儒，负帙自远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於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明帝幸三雍，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於前，冠带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建初中，大会诸儒於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临决，如石渠故事（前书甘露二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制临决焉。又曰：施仇甘露中论《五经》於石渠阁。《三辅故事》曰：石渠阁在未央殿北，藏秘书之所），顾命史臣，著为《通议》（即《白虎通议》是）。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灵帝熹平时，诏诸儒正定《五经》，刊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也。主於徒隶，从简易，谢承《书》曰：碑立太学门外，瓦屋覆之，四面拦障，开门於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扬龙骤《洛阳记》载朱超石《与兄书》云：《石经》文都似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使天下咸取则焉。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陪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囊（，亦┮也。音徒恒反。《说文》曰：┮，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
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於作者之意，无所论辩。
晋惠、怀之乱，京华荡覆，石渠阁文籍，靡有子遗。
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为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武帝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
文帝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 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
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フ，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
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
梁初，秘书监任，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与焉。梁有秘书监任、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恒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说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
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於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
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
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初收经史，未能全具。道武尝问博士李先曰： “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帝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乃命郡县大收书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书於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於尔朱之乱，散落人。
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於天统、武平，校写不辍。 后周始基关右，外通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武帝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
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疋，校写既定，本即归主。於是民异书，往往出。
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
汉兴，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诏刘向父子，仇校篇籍。汉之典文，於斯为盛。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献移都，吏人扰乱，图画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才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
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遗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属刘、石冯陵，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
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
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阙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巳。今御出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於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致，观阁斯积。”上纳之。
汉世，郑元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元《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於河北；王肃《易》亦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元孙坦，坦弟骥，於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郑元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权会早入邺都，郭茂恒在门下教授。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河南及青、齐之，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师训盖寡。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 遵明受业於屯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勃海张文敬、李铉、河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义疏》，乃留意焉。其《诗》、《礼》、《春秋》，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传业於李铉、祖隽、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
安生又传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於《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诗》者，多出於魏朝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於二刘之门。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雕、刘昼、鲍长宣、王元则并得服氏之精微。又有卫觊、陈达、潘叔虔，虽不传徐氏之门，亦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兼更请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梁》二传，儒者多不厝怀。《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诸儒如权会、李钦、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之徒，多自出义疏，虽曰专门，亦皆相祖习也。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虔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於毛公，《礼》则同遵於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右《北史·儒林传》序，言南北诸儒明经传授学术之详，最为明备，故录於此。
隋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大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於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κ等，於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於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凡三万卷。炀帝即位，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并以学士补之。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捕搏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卷。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衤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於东都文殿。又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於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於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藏古画。又於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其正御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标，於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窗户、床褥、厨幔，是咸极珍丽。每三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 唐分书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於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愈明。其余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於其，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华文少实，不足以行远欤？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欤？今著於篇，其有名而忘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衤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为书者手缮写，藏於内库，以官人掌之。元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干元殿东序检校。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苏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於著作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永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於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於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昭宗播迁，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敛书本军，寓教坊於秘阁，有诏还其书，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购，及徙洛阳，荡然无遗矣。
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傅美访图书於蜀，得九朝《实录》及杂书千余卷而已。明宗长兴三年，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石林叶氏曰：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仇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於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 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又曰：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比《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致堂胡氏曰：《易》、《书》、《诗》、《春秋》，全经也。先贤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变，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论语》、《孟子》，圣贤之微言，诸经之管辖也。《孝经》非曾子所为，盖其门人缵所闻而成之，故整比章指，又未免有浅近者，不可以经名也。《礼记》多出於孔氏弟子，然必去吕不韦之《月令》及汉儒之《王制》，仍传集名儒，择冠、婚、丧、祭、燕飨、相见之经，与《曲礼》以类相从，然后可以为一书。若《大学》、《中庸》，则《孟子》之伦也，不可附之《礼》篇。至於《学记》、《乐记》、《居》、《燕居》、《缁衣》、《表记》，格言甚多，非《经解》、《儒行》之比，当以为《大学》、《中庸》之次也。《礼运》、《礼器》、《玉藻》、《郊特牲》之类，又其次也。
若《周官》则决不出於周公，不当立博士使学者传习，姑置之足矣。古者经而无数，逮孔子删定系作，然后《易》、《诗》、《书》、《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门，经无五六之称，其后世分《礼》、《乐》为二，与《四经》为六欤？抑合《礼》、《乐》为一，与《四经》为五欤？废仲尼亲笔所注之《春秋》，而取刘歆所附益之《周礼》，列之学官，於是《六经》名实益乱矣。有天下国家，必以经术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务，可不谓贤乎！虽然，命国子监以木本行，所以一文义，去舛讹，使人不迷於所习，善矣。颁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学者甚众，安得人人而颁之？曰：以监本为正，俾郡邑皆传刻焉，何患於不给？国家浮费，不可胜计，而独靳於此哉！此冯道、赵凤之失也。
后汉干中，礼部郎司徒调请开献书之路。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亡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以官秩。时戎虏猾夏之后，官族转徙，书籍罕存。诏下，鲜有应者。
周世宗以史馆书籍尚少，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而民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三十人校仇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衔焉。自诸国分据，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为精真，亦多修述。
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干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三礼》涉弼、《三传》彭、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以科名。闰八月，诏史馆：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当视其篇目，馆中所无者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开宝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自是群书渐备。两浙钱ㄈ归朝，又收其书籍。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庐舍十数列为三馆，湫隘卑庳，才蔽风雨。周庐徼道，出於其侧，卫士驺卒，朝夕喧杂，历代以来，未遑改作。每诸儒受诏有所论撰，即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兴国初，太宗因幸三馆，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以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邪！”即诏经度左龙门东北旧车路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其役，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三年二月书院成，诏曰：
“国家聿新崇构，大集群书，宜锡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馆新修书院，宜目为崇文院。”自经始至於毕功，临幸者再，轮奂壮丽，甲於内庭。西序启便门，以备行幸，於是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九年正月诏曰：“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
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诏中外购募。有以亡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书籍，往往出。端拱元年，诏分三馆之书万余，别为书库，目曰秘阁。以礼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右司谏、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右赞善大夫、史馆检讨杜镐为校理。淳化二年五月，以史馆所藏天文、历算、阴阳、术数、兵法之书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图画一百十四卷，悉付秘阁。八月，赐宴於秘阁。
右仆射李，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侍徐铉，及翰林学士、诸曹侍郎、给事中、谏议舍人等皆预焉。大陈图籍，令观之。翌日，又诏御史中丞王化基及直馆并赐宴，复令观书。是岁李至等上言曰：“王者藏书之府，自汉置未央宫，则有麒麟、天禄阁，命刘向、扬雄典校其书，皆在禁中，谓之中书，即内库书也。后汉之东观，亦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秘书监，掌禁中图书秘记，谓之秘书。及魏文帝分秘书立中书，而秘书监专掌艺文图籍之事。后以秘书属少府，王肃为秘书监，表论曰：‘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也。’由是不属少府，而兰台亦藏书，故薛夏云：
‘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然则秘阁之书，藏之於内明矣。晋、宋以还，皆有秘阁之号。故晋孝武好览文艺，敕秘书郎徐广料秘阁四部书三万余卷；宋谢灵运为秘书监，补秘阁之遗逸；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江子一亦请归秘阁观书；隋炀帝写秘阁之书，分为三品，於观文殿东西廊贮之。然则秘阁之设，其来久矣。及唐开元中，缮写四部书以充内库，命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事成，列於干元殿之东廊。然则秘阁之书，皆置之於内也。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经史文籍，荡然流离，仅及百年，斯道几废。国家承衰敝之季，开政治之源，三馆之书，购求渐广，经籍之道，於是复兴。陛下运独见之明，下惟新之诏，复建秘阁，以藏奇书，总群经之博要，资乙夜之观览，斯实出於宸心，非因群下之建议也。况睿藻神翰，盈溢编帙，其所崇重，非复与群司为比。然自创置之后，载离寒暑，而官司所处，未有定制。望降明诏，令与三馆并列，叙其先后，著为永式。其秘书省既无籍，元隶百司，请如旧制。”诏可其奏，列秘阁次於三馆。三年八月，馆阁成，上制赞亲书，并篆额勒石，立於阁前。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於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则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极乱之世。姚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
“况今历代坟籍，略无亡逸。”观铉所类文集，盖亦多不存，诚为可叹！
祖宗藏书之所，曰三馆、秘阁，在左龙门北，是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录总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馆阁火，移寓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楼本补写，既多损蠹，更命缮还。天圣三年，成万七千六百卷，归於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馆阁复而外院废。时巳增募写书史，专事完缉。景初，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编四库书，判馆阁官覆视录校。二年，上经、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赐官吏器币，就宴辅臣、两制、馆阁官，进管句内侍官一等。诏购求逸书，复以书有谬滥不完，始命定其存废。因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庆历初，成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误弃不录者。嘉四年，右正言、秘阁校理吴及言：“内臣监馆阁久不更，书多亡失，补写不精。请选馆职，分吏编写，重借书法，求访所遗事。”并施用。令陈襄、蔡抗、苏颂、陈绎编定四馆书，不兼他局，二年一代。遂用黄纸写印正本，以防蠹败。又选京朝官、州县官四人编校，二年迁馆职，阙即随补。岁余，诏曰：“国初承五代之后，简编散落，三馆聚书仅才万卷。其后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遗使人，屡下诏令，访募异本，校定篇目，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比开元，遗逸尚众，宜加购赏，以广献书。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卷支绢一疋，五百卷与文资官。”明年冬，奏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赐宴如景，自是编写不绝。收献书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总目》除前志所载，删去重衤复讹谬，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宁四年，集贤院学士、史馆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策府，广收典籍，所以备人君览观，以成化天下。今三馆、秘阁各有四部书，分经、史、子、集，其书类多讹舛，累加校正，尚无善本。盖逐馆几四万卷，校仇之时，务存速毕，每帙止用元写本一册校正而已，更无兼本照对，第数既多，难得精密，故藏书虽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汉书·艺文志》所载者，广求其本，令在馆供职官重衤复校正，校正既毕，然后校后汉时诸书。窃缘战国以后，及於两汉，皆是古书，文义简奥，多有脱误，须得他本参定。乞依昨来《七史》例，於京师及下诸路藏书之家，借本讠誊写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晋，次及宋、齐，至唐则分为数等，取其堪传者，则校正，庶几秘府文籍，得以全善。”事虽不行，然补写校定，访求阙遗，未尝废也。七年，命三馆秘阁编校所看详成都府进士郭有直及其子大亨所献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阁所无者五百三卷。诏官大亨为将作监主簿。自是中外以书来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丰三年，改官制，废馆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刊写分贮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经籍图书，以秘书郎主之；编缉校定，正其脱误，则校书郎、正字主之。岁於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元中，诏秘书省见校对黄本书籍，可添一员，以选人秦观充。黄本书，即嘉中写印正本。绍圣初，罢不复置。崇宁中，诏两浙、成都府路有民镂板奇书，令漕司取索，上秘书省。大观二年，诏大司成分委国子监、太学、辟雍等官，校本监书籍，候毕，令礼部覆校。四年，秘书监何志同言： “汉著《七略》，凡为书三万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万卷，唐开元八万九千六百卷。庆历，常命儒臣集四库为籍，名曰《崇文总目》，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庆历距今未远也，按籍而求之，十才六七，号为全本者，不过二万余卷，而脱简断编，亡散缺逸之数浸多。谓宜及今有所搜采，视旧录有未备者，颁其名数於天下，选文学博雅之士，求访《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借传写或官给，即其家传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从其请。政和七年，校书郎孙觌言： “太宗皇帝建崇文殿为藏书之所。景中，仁宗皇帝诏儒臣即秘书所藏编次条目所得书，以类分门，赐名《崇文总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为秘书省，正官名，独四库书尚循《崇文》旧目。顷因臣僚建言访求遗书，今累年所得《总目》之外，已数百家，几万余卷。乞依景故事，诏秘书省官，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乞别制美名，以更《崇文》之号。”命觌及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通撰次，名曰《秘书总目》。宣和初。提举秘书省官建言，置补写御前书籍所於秘书省，稍访天下之书，以资校对。以侍从官十人为参详官，余官为校勘官。进士以白衣充检阅者数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诏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宁区宇，作新斯文，屡下诏书，访求亡逸。策府四部之藏，庶几乎古，历岁浸久，有司玩习，多致散缺，私室所，世或不传。可令郡县谕旨访求，许士民以家藏书在所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秘未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其书录竟给还。若率先奉行，访求最多州县，亦具名闻，庶称朕表章阐绎之意。”又诏曰：“三馆图书之富，历岁滋久，简编脱落，字画讹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遗，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意。”命建局，以补全校正文籍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俾提举秘书省官兼领。“凡所资用，悉出内帑，毋费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诏同日而下，四方奇书，自是出。五年二月，提举秘书省言：“有司搜访士民家藏书籍，悉上送官，参校有无，募工缮写，藏之御府。近与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一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遗，乞加褒赏。”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七年，提举秘书省又言：“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后所进书数稍多。”诏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然自熙宁以来，搜访补缉，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变，散失莫考。今见於著录，往往多非曩时所访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书籍散佚。献书有赏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录，鬻者悉市之。乃诏分经、史、子、集四库。仍分官日校。又内降诏，其略曰：“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藏书之盛，视古为多。艰难以来，网罗散失，而十不得其四五。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悉上送官，多者优赏。”又复置补写，所令秘书省提举，掌求遗书，诏定献书赏格。自是多来献者。淳熙四年，秘书少监陈癸等言：“中兴馆阁藏书，前后搜访，部帙渐广，乞仿《崇文总目》类次。”五年，书目成。计见在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所载，实多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复参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两朝所志，多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库之外书复充斥，诏秘书丞张攀等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诸郡诸路刻板而未及献者不预焉。盖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绍定辛卯火灾，书多阙。今据《书目》、《续书目》及搜访所得嘉定以前书，诠校而志之。 叶氏《过庭录》曰：前世大乱之后，书籍散亡，时君多用意搜求。自汉成帝遣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而命刘向等校之，至隋炀帝设二台，募以金帛，开元后，元载当国，亦命拾遗苗发等为江、淮括图书使，每以千钱易书一卷，故人以嗜利伪作争献。时无刘向辈论考，即并藏之，但以卷帙多为贵。往承平时，三馆岁曝书，吾每预其。凡世所不传者，类冗陋鄙浅无足观，及唐末五代书尤甚。
然好奇者或得其一，争以夸人，不复更考是非，此亦藏书一僻也。汉武帝时，河献王以乐书来献，乃《周官·大司乐章》。当时《六经》犹未尽出，其误固无足怪。齐高帝时，雍州发古冢，得十余简，以示王僧虔，云是蝌蚪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世既无此书，僧虔何从证之乎？此亦好奇以欺众尔！本朝公卿家藏书，惟宋宣献最精好而不多。盖凡无用与不足观者，皆不取，故吾书每以为法也。
又曰：古书自唐以后，以甲、乙、丙、丁略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承平时，三馆所藏不满十万卷，《崇文总目》所载是也。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见其目，多止四万许卷，其颇有不必观者。惟宋宣献家择之甚精，止二万许卷，而校仇详密，皆胜诸家。吾旧所藏，仅与宋氏等，而宋氏好书，人所未见者，吾不能尽得也。自《六经》、诸史与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余卷。读之固不可限以数，以二十年计之，日读一卷，亦可以再周，其余一读足矣。惟《六经》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后，每以五月以后，天气渐暑，不能泛及他书，即日专诵《六经》一卷，至中秋时毕，谓之“夏课”，守之甚坚。宣和后始稍废，岁亦必一周也。每读不唯颇得新意前所未达者，其先日差误所获亦不少，故吾於《六经》似不甚灭裂。《南史》记徐盛年过八十，犹岁读《五经》一遍，吾殆不愧此。前辈说刘原父初为穷经之学，寝食坐卧，虽谒客，未尝不以《六经》自随。蝇头细书为一编，置夹袋中，人或效之。后佣书者遂为雕板，世传“夹袋《六经》”是也。今人但随好恶，苟诵一家之说，便自立门户，以为通经。内不求之己，外不求之古，可乎？后生稔习闻见，所以日趋於浅陋也。 王氏《挥麈录》曰：承平时，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俱有藏书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然多失於仇校也。吴明可帅会稽，百废具举，独不传书。明清尝启其故，云“此事当官极易办。但仆既得书期会，宾客应接，无暇自校；子弟又方令为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尽心？漫盈箱箧，以误后人，不若已也。”
又曰：唐著作郎杜宝《大业幸江都记》云：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於广陵，其目中盖无一帙传於后代。靖康ㄈ扰，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悉为乌有。 南渡后，惟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之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处之，极为华焕。丁卯年，其宅与书俱荡一燎。李泰发家旧有万余卷，亦以是岁火。岂厄会自有时邪？
东坡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於人之耳目，而不於用。金石、草木、丝麻、五、六材，有於用，而用之则敝，取之则竭。悦於人之耳目而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於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聃为多书。韩宣子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於上国，然后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於礼乐，深於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已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於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转万纸。学者之於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於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於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巳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於文词，见於行事，以闻名於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无所用於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右历代收书之数，藏书之所，备见前志；而叶氏、王氏所言，又近代士大夫藏书之大概也。坡翁一记，可以警蓄书而不读者，故并载焉。
伏牺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一云：以书契约其事也。郑元：以书书木边言其事，刻之木，谓之书契也），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坟，大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至於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也），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按：古书之流传於今者惟《六经》，《六经》之前，则《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是已。《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则国家之所职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则学士大夫之所诵习者此也。今其书亡，而其义则略见於孔氏《尚书》之序，故录之以为经籍之始。《索隐史记三皇纪》言：“《春秋纬》称自开辟至於获麟，凡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循蜚纪，八曰因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疏仡纪。”则上古之书盖不可胜计，然其说荒诞，故无取焉。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八则，以逆都鄙之治（太史，日官也）。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各有一通，此太史亦副写一通，故云“以贰六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志，犹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史官主书，故韩宣子聘於鲁，观书太史氏。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国法：六典、八法、八则）；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叙，六叙也。纳访，纳谋於王也。六叙六曰：以叙听其情）。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如《春秋》王命内史兴父策命晋侯之类），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若今尚书入省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赞为之，为之辞也。以方版书而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副写藏之）。
外史掌书外令（王令下畿外），掌四方之志（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於四方（若谓《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若以书使於四方，则书其令（书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
凡治者受法令焉（为书写其治之法）。
小行人掌五物者（谓国札丧、凶荒、师役、福事、灾祸，共五者），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
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按：成周之时，自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者也，其名数亦多。今除《宝训》及《太平六典》之外，亦无可考者矣。 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邱》，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於周。
程子曰：所谓大道，若性与天道之说，圣人岂得而去之哉！若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后世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人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为神农之言，及阴阳、权变、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
九峰蔡氏曰：今按《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周公所录，必非伪妄。
而春秋时《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之书，犹有存者，若果全备，孔子亦不应悉删去之；或其简编脱落，不可通晓，或是孔子所见，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说也。 《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犹合也。《春秋》多记诸侯朝聘会同，有相接之辞，争辨之事）。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失，谓不能节其教也。《诗》，敦厚，近愚；《书》，知远，近诬；《易》，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於伤害；《春秋》，习战争之事，近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静精微而不贼，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也。
《疏》皇氏六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经》，体致不同，故名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纪者录入於《礼》）。
长乐刘氏曰：此经言周衰之时，诸侯之国虽不能逮文、武之时，犹能各通一经，以化其民，故孔子历聘之时，入其国而其教可知。 山阴陆氏曰：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经》无失也，学者之失而已。 金华应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伪，故失之愚；通达者未必笃确诚实，故失之诬；宽博者未必严立绳检，故失之奢。沉潜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弄笔褒贬，易紊是非，且或召乱。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
《春秋》虽公其纪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盖自夫子删定赞系笔削之余，而后传习滋广，经术流行。夫子既广其传而又虑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国即知其教，非见远察微者不能也；观其教即防其失，非虑远防微者不能也。
《庄子·天下篇》：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於本数，系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於天下而设於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下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於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ウ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按：庄生之时，六籍未经秦火，其书具在也，而诸子百家，各以其说舛驰而淆乱之，是以有ウ而不明，郁而不发之忧。周以荒唐谬悠之言著书，盖亦百家之一也，而此段议论诚醇正，无异圣贤之格言。东坡谓庄子盖助孔子者，於此见之。
所谓“后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似逆知将有坑焚之祸，而深悲之矣。呜呼！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书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臣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者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而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学法令，则以吏为师。”制曰：“可。”
魏人陈余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夹氵祭郑氏曰：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又曰：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以来书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按：秦虽出自於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来，有国於丰、岐者数百年。春秋之时，盟会聘享，接於诸侯，《秦誓》纪於《书》，《车邻》、《小戎》之属列於《诗》，其声名文物盖蔼然先王之遗风矣。今下令焚《诗》、《书》，而曰“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则《秦誓》、《秦风》亦秦记也，独非《诗》、《书》乎？李斯者，袭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头畜鸣之伪辩，固世所羞称者。然斯学於荀卿，卿之道，盖祖述六经，宪章仲尼者也，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门中来。
然则始皇既非声教不通之编夷而骤有中华，李斯亦非椎朴少文之俗物而盲处高位，今乃以焚灭经籍、坑戮儒生为经国之远猷者，其说有二：曰愧，曰畏。愧则愧其议己也，畏则畏其害己也。自载籍以来，《诗》、《书》所称桀有暴德而天下归殷，纣有暴德而天下归周，幽、厉有暴德而周室东迁，浸微浸灭，五霸迭兴，七雄分据。始皇既已习闻其说矣，今虽诿曰：“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而其所行，则袭桀、纣、幽、厉之迹耳，夫岂不自知之？而儒者记纂，明以语人曰：如是而兴，如是而亡，不啻烛照、数计龟卜而示后来以轨范。盖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
自夫子历聘列国，孟氏以儒术游於诸侯，思济天下之溺而引时君於当道者，至拳拳也；虽不肯枉道以求售，然思济天下之溺，至拳拳也。继而苏、张之徒，专以口舌干时君，虽其所持者诡遇之术，妾妇之道，与孔、孟之学如黑白薰莸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世之意则类也。而范睢之於魏冉，蔡泽之於范睢，皆逞其辩口，扼其吭而夺之位。於是士生斯时，皆以读书游说为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说客进身者也，故韩非入秦，以策干始皇，则忌而诛之。天下岂无尚如非者欲睨其后乎？盖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诗》、《书》、百家语之在人间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盖亦知其本不可废也。罢俟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己也；焚书而独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经术於己也。主相之心，务欲灭经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以为巩固不拔之计。然陈胜、项梁、项籍、刘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汤武、弘济苍生之夙志，俱以罹於禁网，遁迹亡命，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奋梃而起，以成土崩瓦解之势。赵高熏腐小鬼，亦非有文墨词辩，足以倾动上听；徒以少习深文，依於忮忍，故陷扶苏、蒙恬，戮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盖犯法而作乱者，陈、吴、刘、项也，倚法而作奸者，赵高也。然则隳秦七庙而具斯五刑者，非《诗》、《书》也，乃秦之法律也。 秦以儒者为博士，每国家有大事，则下博士议之。然因淳于越进议封建，而下焚书之令；因卢生辈窃议时事，而下坑儒之令。盖此二事者，皆激於博士之正论。然则其所进用者，必皆得面谀顺指如周青臣、叔孙通辈，然后能持禄苟免耳。 稍引古义持正论，则批逆鳞、触奇祸。是书虽存而实亡，博士官虽设而实废矣。又按《史记》言：始皇闻卢生窃议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然则始皇所谓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谓召文学、方术士求奇药者，所存之医药、卜筮等书是也。然六籍虽厄於煨烬，而得之口耳所传，屋壁所藏者，犹足以垂世立教千载如一日也。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未尝有一卷流传於后世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而为之兴废也。
《西汉书·儒林传》序曰：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文学从此阙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子礼器往归之，於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师古曰：《孔光传》云：“鲋为陈涉博士，死陈下。”今此云孔甲，将名鲋而字甲也）。陈涉起匹夫，驱戌以立号（师古曰：驱，与驱同。，读曰谪），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於陈王也。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於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於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师古曰：言陈、卢绾、韩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师古曰：言少用文学之士），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师古曰：具官，谓备员而已）。
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於鲁则申培公，於齐则辕固生（师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号也。他皆类此。
培，音陪），燕则韩太傅（师古曰：名婴也）；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於齐则胡母生，於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西汉书·艺文志》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李奇曰：微不显之言也。师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师古曰：七十子，谓弟子达者七十二人。举其成数，故言七十）。故《春秋》分为五（韦昭曰：谓《左氏》、《公羊》、《梁》、《邹氏》、《夹氏》也），《诗》分为四（韦昭曰：谓《毛氏》、《齐》、《鲁》、《韩》），《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纵，音於容反），诸子之言，纷然ゾ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师古曰：编绝散落，故简脱，脱，音吐活反），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於是建藏书之策（如淳曰：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师古曰：占卜之书），侍医学柱国校方技（师古曰：医药之书也）。每一书已（师古曰：已，毕也），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师古曰：撮，总取也，音於括反）。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师古曰：卒，终也）。歆於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师古曰：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有《六艺略》（六艺，六经也），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师古曰：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所条奏及篇数，有与总凡不同者，转写脱误，年代久远，无以详知）。 夹氵祭郑氏曰：班固《艺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虽疏而不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於《七略》，未见其失也；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扬雄所作之书，刘氏盖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元》、《法言》、《乐箴》，三书合为一，总谓之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入於儒家类？按儒者旧有五十二种，固新出一种，则扬雄之三书也。且《太元》，《易》类也；《法言》，诸子；《乐箴》，杂家也；奈何合而为一家？是知班固中元无伦类。
刘歆为侍中，迁光禄大夫，领《五经》，卒父前业，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於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师古云：并不与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学也。置对，置辞以对也）。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师古曰：迭，互也。音大结反），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於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师古曰：以古事为是者，即罪之），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 《尚书》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
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於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师古曰：前学之师也），皆起於建元之。当此之时，一人亦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於全经，固已远矣（师古曰：言废绝己久，不可得其真也）。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於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编（师古曰：脱简，遗失也。编，谓旧编烂绝，就更次之，前后错乱也。，音古竟反），传问民，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恸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师古曰：罢，读曰疲。究，竟也）。
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於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师古曰：幽冥，犹暗昧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苏林曰：备之而已。臣瓒曰：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师古曰：瓒说是也），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师古曰：依违，言不专决也），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师古曰：比，合也。经有废遗者，冀得兴立之也。比，音频寐反）。 今则不然，深闭固拒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师古曰：猥，苟也。苟不诵习之，而欲绝去此学），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犹愈於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广立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师古曰：专执已所偏见，苟守残缺之文也），党同门，妒道真（师古曰：党同师之学，妒道艺之真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於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乱，焚烧无遗。
程氏《演繁露》曰：汉世藏书，旧知有禁中、外台之别。今读刘向叙载所定《列子》之书，而知中书之外，又有太常太史、与中秘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书多，外书少，知汉留意中秘，故比他本特备也。史迁纟由金匮石室以成《史记》，岂尝许其稽阅中秘邪？或太史所藏，於汉家事实则金匮石室以加严邪？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钜儒，负帙自远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於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明帝幸三雍，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於前，冠带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建初中，大会诸儒於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临决，如石渠故事（前书甘露二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制临决焉。又曰：施仇甘露中论《五经》於石渠阁。《三辅故事》曰：石渠阁在未央殿北，藏秘书之所），顾命史臣，著为《通议》（即《白虎通议》是）。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灵帝熹平时，诏诸儒正定《五经》，刊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也。主於徒隶，从简易，谢承《书》曰：碑立太学门外，瓦屋覆之，四面拦障，开门於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扬龙骤《洛阳记》载朱超石《与兄书》云：《石经》文都似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使天下咸取则焉。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陪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囊（，亦┮也。音徒恒反。《说文》曰：┮，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
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於作者之意，无所论辩。
晋惠、怀之乱，京华荡覆，石渠阁文籍，靡有子遗。
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为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武帝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
文帝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 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
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フ，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
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
梁初，秘书监任，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与焉。梁有秘书监任、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恒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说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
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於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
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
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初收经史，未能全具。道武尝问博士李先曰： “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帝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乃命郡县大收书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书於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於尔朱之乱，散落人。
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於天统、武平，校写不辍。 后周始基关右，外通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武帝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
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疋，校写既定，本即归主。於是民异书，往往出。
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
汉兴，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诏刘向父子，仇校篇籍。汉之典文，於斯为盛。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献移都，吏人扰乱，图画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才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
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遗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属刘、石冯陵，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
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
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阙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巳。今御出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於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致，观阁斯积。”上纳之。
汉世，郑元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元《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於河北；王肃《易》亦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元孙坦，坦弟骥，於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郑元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权会早入邺都，郭茂恒在门下教授。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河南及青、齐之，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师训盖寡。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 遵明受业於屯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勃海张文敬、李铉、河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义疏》，乃留意焉。其《诗》、《礼》、《春秋》，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传业於李铉、祖隽、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
安生又传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於《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诗》者，多出於魏朝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於二刘之门。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雕、刘昼、鲍长宣、王元则并得服氏之精微。又有卫觊、陈达、潘叔虔，虽不传徐氏之门，亦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兼更请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梁》二传，儒者多不厝怀。《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诸儒如权会、李钦、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之徒，多自出义疏，虽曰专门，亦皆相祖习也。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虔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於毛公，《礼》则同遵於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右《北史·儒林传》序，言南北诸儒明经传授学术之详，最为明备，故录於此。
隋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大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於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κ等，於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於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凡三万卷。炀帝即位，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并以学士补之。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捕搏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卷。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衤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於东都文殿。又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於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於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藏古画。又於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其正御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标，於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窗户、床褥、厨幔，是咸极珍丽。每三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 唐分书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於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愈明。其余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於其，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华文少实，不足以行远欤？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欤？今著於篇，其有名而忘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衤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为书者手缮写，藏於内库，以官人掌之。元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干元殿东序检校。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苏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於著作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永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於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於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昭宗播迁，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敛书本军，寓教坊於秘阁，有诏还其书，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购，及徙洛阳，荡然无遗矣。
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傅美访图书於蜀，得九朝《实录》及杂书千余卷而已。明宗长兴三年，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石林叶氏曰：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仇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於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 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又曰：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比《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致堂胡氏曰：《易》、《书》、《诗》、《春秋》，全经也。先贤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变，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论语》、《孟子》，圣贤之微言，诸经之管辖也。《孝经》非曾子所为，盖其门人缵所闻而成之，故整比章指，又未免有浅近者，不可以经名也。《礼记》多出於孔氏弟子，然必去吕不韦之《月令》及汉儒之《王制》，仍传集名儒，择冠、婚、丧、祭、燕飨、相见之经，与《曲礼》以类相从，然后可以为一书。若《大学》、《中庸》，则《孟子》之伦也，不可附之《礼》篇。至於《学记》、《乐记》、《居》、《燕居》、《缁衣》、《表记》，格言甚多，非《经解》、《儒行》之比，当以为《大学》、《中庸》之次也。《礼运》、《礼器》、《玉藻》、《郊特牲》之类，又其次也。
若《周官》则决不出於周公，不当立博士使学者传习，姑置之足矣。古者经而无数，逮孔子删定系作，然后《易》、《诗》、《书》、《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门，经无五六之称，其后世分《礼》、《乐》为二，与《四经》为六欤？抑合《礼》、《乐》为一，与《四经》为五欤？废仲尼亲笔所注之《春秋》，而取刘歆所附益之《周礼》，列之学官，於是《六经》名实益乱矣。有天下国家，必以经术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务，可不谓贤乎！虽然，命国子监以木本行，所以一文义，去舛讹，使人不迷於所习，善矣。颁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学者甚众，安得人人而颁之？曰：以监本为正，俾郡邑皆传刻焉，何患於不给？国家浮费，不可胜计，而独靳於此哉！此冯道、赵凤之失也。
后汉干中，礼部郎司徒调请开献书之路。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亡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以官秩。时戎虏猾夏之后，官族转徙，书籍罕存。诏下，鲜有应者。
周世宗以史馆书籍尚少，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而民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三十人校仇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衔焉。自诸国分据，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为精真，亦多修述。
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干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三礼》涉弼、《三传》彭、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以科名。闰八月，诏史馆：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当视其篇目，馆中所无者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开宝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自是群书渐备。两浙钱ㄈ归朝，又收其书籍。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庐舍十数列为三馆，湫隘卑庳，才蔽风雨。周庐徼道，出於其侧，卫士驺卒，朝夕喧杂，历代以来，未遑改作。每诸儒受诏有所论撰，即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兴国初，太宗因幸三馆，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以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邪！”即诏经度左龙门东北旧车路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其役，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三年二月书院成，诏曰：
“国家聿新崇构，大集群书，宜锡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馆新修书院，宜目为崇文院。”自经始至於毕功，临幸者再，轮奂壮丽，甲於内庭。西序启便门，以备行幸，於是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九年正月诏曰：“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
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诏中外购募。有以亡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书籍，往往出。端拱元年，诏分三馆之书万余，别为书库，目曰秘阁。以礼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右司谏、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右赞善大夫、史馆检讨杜镐为校理。淳化二年五月，以史馆所藏天文、历算、阴阳、术数、兵法之书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图画一百十四卷，悉付秘阁。八月，赐宴於秘阁。
右仆射李，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侍徐铉，及翰林学士、诸曹侍郎、给事中、谏议舍人等皆预焉。大陈图籍，令观之。翌日，又诏御史中丞王化基及直馆并赐宴，复令观书。是岁李至等上言曰：“王者藏书之府，自汉置未央宫，则有麒麟、天禄阁，命刘向、扬雄典校其书，皆在禁中，谓之中书，即内库书也。后汉之东观，亦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秘书监，掌禁中图书秘记，谓之秘书。及魏文帝分秘书立中书，而秘书监专掌艺文图籍之事。后以秘书属少府，王肃为秘书监，表论曰：‘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也。’由是不属少府，而兰台亦藏书，故薛夏云：
‘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然则秘阁之书，藏之於内明矣。晋、宋以还，皆有秘阁之号。故晋孝武好览文艺，敕秘书郎徐广料秘阁四部书三万余卷；宋谢灵运为秘书监，补秘阁之遗逸；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江子一亦请归秘阁观书；隋炀帝写秘阁之书，分为三品，於观文殿东西廊贮之。然则秘阁之设，其来久矣。及唐开元中，缮写四部书以充内库，命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事成，列於干元殿之东廊。然则秘阁之书，皆置之於内也。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经史文籍，荡然流离，仅及百年，斯道几废。国家承衰敝之季，开政治之源，三馆之书，购求渐广，经籍之道，於是复兴。陛下运独见之明，下惟新之诏，复建秘阁，以藏奇书，总群经之博要，资乙夜之观览，斯实出於宸心，非因群下之建议也。况睿藻神翰，盈溢编帙，其所崇重，非复与群司为比。然自创置之后，载离寒暑，而官司所处，未有定制。望降明诏，令与三馆并列，叙其先后，著为永式。其秘书省既无籍，元隶百司，请如旧制。”诏可其奏，列秘阁次於三馆。三年八月，馆阁成，上制赞亲书，并篆额勒石，立於阁前。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於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则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极乱之世。姚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
“况今历代坟籍，略无亡逸。”观铉所类文集，盖亦多不存，诚为可叹！
祖宗藏书之所，曰三馆、秘阁，在左龙门北，是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录总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馆阁火，移寓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楼本补写，既多损蠹，更命缮还。天圣三年，成万七千六百卷，归於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馆阁复而外院废。时巳增募写书史，专事完缉。景初，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编四库书，判馆阁官覆视录校。二年，上经、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赐官吏器币，就宴辅臣、两制、馆阁官，进管句内侍官一等。诏购求逸书，复以书有谬滥不完，始命定其存废。因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庆历初，成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误弃不录者。嘉四年，右正言、秘阁校理吴及言：“内臣监馆阁久不更，书多亡失，补写不精。请选馆职，分吏编写，重借书法，求访所遗事。”并施用。令陈襄、蔡抗、苏颂、陈绎编定四馆书，不兼他局，二年一代。遂用黄纸写印正本，以防蠹败。又选京朝官、州县官四人编校，二年迁馆职，阙即随补。岁余，诏曰：“国初承五代之后，简编散落，三馆聚书仅才万卷。其后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遗使人，屡下诏令，访募异本，校定篇目，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比开元，遗逸尚众，宜加购赏，以广献书。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卷支绢一疋，五百卷与文资官。”明年冬，奏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赐宴如景，自是编写不绝。收献书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总目》除前志所载，删去重衤复讹谬，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宁四年，集贤院学士、史馆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策府，广收典籍，所以备人君览观，以成化天下。今三馆、秘阁各有四部书，分经、史、子、集，其书类多讹舛，累加校正，尚无善本。盖逐馆几四万卷，校仇之时，务存速毕，每帙止用元写本一册校正而已，更无兼本照对，第数既多，难得精密，故藏书虽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汉书·艺文志》所载者，广求其本，令在馆供职官重衤复校正，校正既毕，然后校后汉时诸书。窃缘战国以后，及於两汉，皆是古书，文义简奥，多有脱误，须得他本参定。乞依昨来《七史》例，於京师及下诸路藏书之家，借本讠誊写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晋，次及宋、齐，至唐则分为数等，取其堪传者，则校正，庶几秘府文籍，得以全善。”事虽不行，然补写校定，访求阙遗，未尝废也。七年，命三馆秘阁编校所看详成都府进士郭有直及其子大亨所献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阁所无者五百三卷。诏官大亨为将作监主簿。自是中外以书来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丰三年，改官制，废馆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刊写分贮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经籍图书，以秘书郎主之；编缉校定，正其脱误，则校书郎、正字主之。岁於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元中，诏秘书省见校对黄本书籍，可添一员，以选人秦观充。黄本书，即嘉中写印正本。绍圣初，罢不复置。崇宁中，诏两浙、成都府路有民镂板奇书，令漕司取索，上秘书省。大观二年，诏大司成分委国子监、太学、辟雍等官，校本监书籍，候毕，令礼部覆校。四年，秘书监何志同言： “汉著《七略》，凡为书三万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万卷，唐开元八万九千六百卷。庆历，常命儒臣集四库为籍，名曰《崇文总目》，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庆历距今未远也，按籍而求之，十才六七，号为全本者，不过二万余卷，而脱简断编，亡散缺逸之数浸多。谓宜及今有所搜采，视旧录有未备者，颁其名数於天下，选文学博雅之士，求访《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借传写或官给，即其家传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从其请。政和七年，校书郎孙觌言： “太宗皇帝建崇文殿为藏书之所。景中，仁宗皇帝诏儒臣即秘书所藏编次条目所得书，以类分门，赐名《崇文总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为秘书省，正官名，独四库书尚循《崇文》旧目。顷因臣僚建言访求遗书，今累年所得《总目》之外，已数百家，几万余卷。乞依景故事，诏秘书省官，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乞别制美名，以更《崇文》之号。”命觌及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通撰次，名曰《秘书总目》。宣和初。提举秘书省官建言，置补写御前书籍所於秘书省，稍访天下之书，以资校对。以侍从官十人为参详官，余官为校勘官。进士以白衣充检阅者数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诏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宁区宇，作新斯文，屡下诏书，访求亡逸。策府四部之藏，庶几乎古，历岁浸久，有司玩习，多致散缺，私室所，世或不传。可令郡县谕旨访求，许士民以家藏书在所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秘未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其书录竟给还。若率先奉行，访求最多州县，亦具名闻，庶称朕表章阐绎之意。”又诏曰：“三馆图书之富，历岁滋久，简编脱落，字画讹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遗，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意。”命建局，以补全校正文籍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俾提举秘书省官兼领。“凡所资用，悉出内帑，毋费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诏同日而下，四方奇书，自是出。五年二月，提举秘书省言：“有司搜访士民家藏书籍，悉上送官，参校有无，募工缮写，藏之御府。近与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一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遗，乞加褒赏。”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七年，提举秘书省又言：“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后所进书数稍多。”诏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然自熙宁以来，搜访补缉，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变，散失莫考。今见於著录，往往多非曩时所访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书籍散佚。献书有赏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录，鬻者悉市之。乃诏分经、史、子、集四库。仍分官日校。又内降诏，其略曰：“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藏书之盛，视古为多。艰难以来，网罗散失，而十不得其四五。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悉上送官，多者优赏。”又复置补写，所令秘书省提举，掌求遗书，诏定献书赏格。自是多来献者。淳熙四年，秘书少监陈癸等言：“中兴馆阁藏书，前后搜访，部帙渐广，乞仿《崇文总目》类次。”五年，书目成。计见在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所载，实多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复参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两朝所志，多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库之外书复充斥，诏秘书丞张攀等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诸郡诸路刻板而未及献者不预焉。盖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绍定辛卯火灾，书多阙。今据《书目》、《续书目》及搜访所得嘉定以前书，诠校而志之。 叶氏《过庭录》曰：前世大乱之后，书籍散亡，时君多用意搜求。自汉成帝遣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而命刘向等校之，至隋炀帝设二台，募以金帛，开元后，元载当国，亦命拾遗苗发等为江、淮括图书使，每以千钱易书一卷，故人以嗜利伪作争献。时无刘向辈论考，即并藏之，但以卷帙多为贵。往承平时，三馆岁曝书，吾每预其。凡世所不传者，类冗陋鄙浅无足观，及唐末五代书尤甚。
然好奇者或得其一，争以夸人，不复更考是非，此亦藏书一僻也。汉武帝时，河献王以乐书来献，乃《周官·大司乐章》。当时《六经》犹未尽出，其误固无足怪。齐高帝时，雍州发古冢，得十余简，以示王僧虔，云是蝌蚪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世既无此书，僧虔何从证之乎？此亦好奇以欺众尔！本朝公卿家藏书，惟宋宣献最精好而不多。盖凡无用与不足观者，皆不取，故吾书每以为法也。
又曰：古书自唐以后，以甲、乙、丙、丁略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承平时，三馆所藏不满十万卷，《崇文总目》所载是也。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见其目，多止四万许卷，其颇有不必观者。惟宋宣献家择之甚精，止二万许卷，而校仇详密，皆胜诸家。吾旧所藏，仅与宋氏等，而宋氏好书，人所未见者，吾不能尽得也。自《六经》、诸史与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余卷。读之固不可限以数，以二十年计之，日读一卷，亦可以再周，其余一读足矣。惟《六经》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后，每以五月以后，天气渐暑，不能泛及他书，即日专诵《六经》一卷，至中秋时毕，谓之“夏课”，守之甚坚。宣和后始稍废，岁亦必一周也。每读不唯颇得新意前所未达者，其先日差误所获亦不少，故吾於《六经》似不甚灭裂。《南史》记徐盛年过八十，犹岁读《五经》一遍，吾殆不愧此。前辈说刘原父初为穷经之学，寝食坐卧，虽谒客，未尝不以《六经》自随。蝇头细书为一编，置夹袋中，人或效之。后佣书者遂为雕板，世传“夹袋《六经》”是也。今人但随好恶，苟诵一家之说，便自立门户，以为通经。内不求之己，外不求之古，可乎？后生稔习闻见，所以日趋於浅陋也。 王氏《挥麈录》曰：承平时，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俱有藏书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然多失於仇校也。吴明可帅会稽，百废具举，独不传书。明清尝启其故，云“此事当官极易办。但仆既得书期会，宾客应接，无暇自校；子弟又方令为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尽心？漫盈箱箧，以误后人，不若已也。”
又曰：唐著作郎杜宝《大业幸江都记》云：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於广陵，其目中盖无一帙传於后代。靖康ㄈ扰，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悉为乌有。 南渡后，惟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之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处之，极为华焕。丁卯年，其宅与书俱荡一燎。李泰发家旧有万余卷，亦以是岁火。岂厄会自有时邪？
东坡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於人之耳目，而不於用。金石、草木、丝麻、五、六材，有於用，而用之则敝，取之则竭。悦於人之耳目而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於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聃为多书。韩宣子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於上国，然后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於礼乐，深於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已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於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转万纸。学者之於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於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於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巳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於文词，见於行事，以闻名於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无所用於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右历代收书之数，藏书之所，备见前志；而叶氏、王氏所言，又近代士大夫藏书之大概也。坡翁一记，可以警蓄书而不读者，故并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