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历代诸家)》宋 曾巩
作者：
曾巩
赠黎安二生序
战国策目录序
赠黎安二生序
赵郡苏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閎壮雋伟，善反復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將行，请余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將解惑於里人。」
余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
然则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於解里人之惑，则於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闕。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敘曰﹕向敘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將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不可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適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於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臏、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適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將明其说於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书之作，则
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赠黎安二生序
战国策目录序
赠黎安二生序
赵郡苏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閎壮雋伟，善反復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將行，请余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將解惑於里人。」
余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
然则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於解里人之惑，则於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闕。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敘曰﹕向敘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將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不可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適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於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臏、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適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將明其说於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书之作，则
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