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卷六
作者：朱元璋
谕群臣
甲辰二月甲寅，太祖召诸将谕之曰：“诸公久从吾，劳苦者至矣。然职其劳苦，图其安逸，若农之耕，勤苦于春夏，至秋乃获，由其用力于前而取获于后。今日之事正犹是也。所以必惩乎暇豫。是故劳者逸之本，否者泰之机也。吾与诸公先图其劳而后其逸，如农之望岁，于是乎可待。至于有旱涝螫螣之不足者，此则系乎天时，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三月丁丑，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赏而民劝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非。若是何也？有仁义以为之本也。夫圣人统驭四海而宰制万物者，仁以居之，义以行之，故贤者乐有仁义，而不肖者有所视效焉。是故商变乎夏，周变乎商，而仁义未尝改也。天之生民，治乱相继，亘万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汤武用是而兴，桀纣忽是而亡。今天下纷坛，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贼于民者，岂复知有仁义哉？卿等职居枢要，所以辅吾者，舍是则无以为治国之本也。卿等勉之。”
乙巳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太祖谕毅曰：“吾见元末大臣门下之士多不以正是处，惟务谄谀以图苟合。见其人所为非是，不相与正救；及其败也，卒陷罪戾。尔从徐相国幕下久而无过，故授尔是职。宜尽心所事，勿为苟容。苟事有差谬，皆足为己之累。譬之良玉，一有暇疵，即为弃物，不能成器矣。”谕训文曰：“起居之职，非专事纪录而已。要在输忠纳诲，致主于无过之地，而后为尽职也。吾平时于百官所言，有善者寻绎不已。今尔在吾左右，可不尽言？且尔素称谨厚，当始终一致，苟易其所守，则患必生矣。譬如驰马，能戒于险阻则不坠，肆意于平旷则颠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勖尔等也。”他日复命训文、毅集古无道之君若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曰：“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所以观此者，正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之戒耳。” 七月丁巳，命降将元佥院张德山归襄阳招徕未附山寨。谕之曰：“自古豪杰识察于未形，故夏将亡而终古先奔于商，殷将亡而向义先归于周，不待其迹之著见。待其迹之著见而后来归者，此常人，非豪杰也。汝能审存亡之几，推诚归我，实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于不善射者，岂不重可惜哉！今令归襄阳招徕未附，当晓以大义，告以成败之由。若彼不审其几，而恃险以为固，终非自全之计。尔往谕之，俾知所以图存。能全众而来，功亦不细矣。”因厚赐而遣之。
辛酉，以王天锡为湖广行省都事，谕之曰：“汝往襄阳赞助邓平章设施政治，当参酌事宜，修城池、练甲兵、樽节财用、抚绥人民。处事贵于果断，御众必以镇静。密以防奸，谨以待敌。敌至，则坚壁清野，以乘其弊，切不可轻犯其锋。方镇之寄，固在将帅，赞画之助，实资幕僚，恪尽厥心，毋负吾委任之意。”
丙午正月，是月，命接察司佥事周浈等定议按察司事宜，条其宪纲所当务者以进。谕之曰：“风宪纪纲之司，惟在得人，则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为妖祸。尔等若能兴利除害，辅国裕民，此即神明。若阴私诡诈，蠹国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当存大体，有可言者，勿缄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卖直。苟察察以为明，苛刻以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风宪矣。”
三月丁未，太祖谕群臣曰：“尝闻昔者圣人不出户庭而天下治，盖由政成而化洽也。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从，不施而民悦。吾甚慕之。今师旅未休，民未苏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祎对曰：“政化修否，系乎在上之人。主上此心拳拳，何忧政化之不成也！” 六月癸亥，太祖谕群臣曰：“国家休戚，我与卿等同之。曩者群雄并起，东西角立，孰不欲成大业？然不数年，徐氏以柔懦灭，陈氏以刚暴亡，今惟张氏存。来者咸谓其政事纵弛，亲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离怨，而费用无经；士卒困败，而征调不息。此将亡之时也。夫察于亡者然后可以图存，审于危者然后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机而能有成者，鲜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终蹈其覆辙，岂不可惧！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钦哉毋忽。”
吴元年七月丙子，除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语中书省臣曰：“新授郡县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贷于人，或侵渔百姓，不有以养其廉，欲其奉公难矣。”遂赐予道里费。明日，各郡县官既受赐，入谢。太祖谕之曰：“自古生民之众，必立之君长以统治之。不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纷纭吞噬，乱无宁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独治，必设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锄强扶弱，奖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后可以尽力田亩，足其衣食，输租赋以资国用。予今命汝等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赋为尔等俸禄，尔当勤于政事，尽心于民。民有词讼，当为辩理曲直，毋惑尸位素餐，贪冒坏法，自触宪纲。尔往，其慎之。”
八月戊申，有吏受赃，人发其事，吏赴井死。上闻之，谕群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者？君子闻义则善，见利则耻。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然其人既死，有不足恤，其事可以为世之贪污者戒。”
九月己丑，张士诚既死，太祖谓群臣曰：“张士诚，吾本欲生全之。但其为人刚悻无识，天命予夺之际，岂可以力争！吾初定建康，各守境土，未尝有意攻伐。彼訹诱吾将士，自开兵衅，战斗连年，卒为我擒。使其早能省觉，外睦邻国，内抚百姓，岂易破之！乃骄侈自娱，不念民艰。其下又无忠良，卒以诡诈取败。其死也，吾甚怜之。”
壬寅，太祖视朝戟门，召浙西来归诸将谕之曰：“汝等旧事张氏，为将领兵，计穷势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将校。吾所用诸将，皆濠、泗、汝颍、寿春、定远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既归于我，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贵，然致富贵易，保富贵难。汝等诚能尽心效职，从大军除暴平乱，使大业早定，非独己受富贵，子孙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时，虑不顾后，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何足为真富贵乎？此皆汝等所亲见者，不可不戒也。”
十月壬子，以汤和为左御史大夫，邓愈为右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显祖为治书侍御史，安庆为殿中侍御史，钱用壬为经历，何士弘、吴去疾等为监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太祖谕之曰：“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卿等当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能自治则人有所瞻仰，毋徒拥虚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纵奸长恶，毋假公济私以伤人害物。《诗》云：刚亦不吐，桑亦不茹。此大臣之体也，卿等勉之。”
又谕御史大夫汤和曰：“聊以武臣而处文职，当求儒者讲论自古人臣立身行已、事君治人之道，尽心所事，以成功业，他日名书史册，垂耀千载，岂不美哉！”和顿首谢。十一月乙未，冬至，文武官朝贺如常仪。是日，太史院使刘基及其僚高翼进《戊申大统历》，太祖览之，谓基曰：“此众人之为乎？”基曰：“是臣一人详定。”太祖曰：“历数者，国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迟速，古今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能无差。春秋之时，郑国为一词命必裨谌草创，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然后用之。故少有阙失。辞命尚如此，而况于造历乎？卿等推步，须各尽其心，必求至当，庶几副朕敬授民时之意。”基等顿首而退。乃复以所录再加详较，而后刊之。
十二月癸卯，太祖御白虎设，谕群臣曰：“自古忠贤之士，大概有三：辅国安邦，孜孜图治，从容委曲，劝君为善，君虽未听，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听用之，则朝廷尊安，庶务咸理。至于进用贤能，使野无遗逸，黜退邪佞，处置当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贤也。博习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虽忠于辅国，而胸中无机变之才，是古非今，胶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难行之事。然观其本情忠鲠，亦可谓端人正士矣。屡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于为国，乃中等之贤也。又有经史之学虽无不通，然泥于古人之陈迹，不识经济之权衡，胸中混然不能辩别，每扬言高论，以为进谏，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后，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谋事，自以为当，而实不切于用。人君听之则以之自高，不听则谓不能行其言，既无益于国家，徒使人君有拒谏之名。然其心亦无他，不识时达变耳。此下等之贤也。予今论此三者，有识者自见耳。”
戊辰，太祖谕中书省臣曰：“自古圣贤之君，不以禄私亲，不以官私爱。惟求贤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况奸吏从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贿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岁月。上下同风，不以为怪。末年以来，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为戒。选官之际，慎择其人而用之，勿循其弊也。”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太祖谕省府臣曰：“尔诸大臣，既受封爵，进职位，可谓尊显矣。当同心辅国，以享禄位。朕尝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儆戒，盈满常惧骄纵，兢兢业业，一慎一日，故能始终相保，不失富贵。大抵开基创业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终尽善，如韩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后，旧臣多有获罪者，究其所以，盖其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以致于败。古人置欹器于坐侧，正以戒其骄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谓都督府臣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岂汝一人之能哉？非军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挟功骄恣，轻忽下人。若此，则鲜有不败者。朕故拳拳为尔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权术驾驭，不以至诚相感，故易生猜疑。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于汝身，汝又当以朕意训汝子孙，则可与国同其久长矣。”时皇太子侍侧，太祖指谓之曰：“太子年幼，未历世故，朕尝以此意诲之。使他日汝子成立，与吾儿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则子子孙孙有无穷也。”群臣皆拜谢而退。
八月戊寅，太祖将复幸北京，谕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资于前代，如汉、唐、宋、元，皆用隋、五代、宋、金旧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归于朕。既设六部，选用卿等，各任其事。凡铨选、钱谷、典礼、军政、刑名、役作等事，须用心经理，勿使委人。盖任人弗当，不能无失。朕将北巡，卿等留守京师，宜体朕意，以供厥职，毋或废怠。”
十二月辛卯，以宋冕为开封府知府。太祖谕之曰：“元以六事责守令，徒具虚文。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若江南，则无此旷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务在安辑民人，劝课农桑，以求实效。勿学迂儒，但能谈论而已。”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诏修《元史》，太祖谕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纪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乃诏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箎、傅恕、王锜、傅著、谢徽十六人同为纂修，开局于天界寺。复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诸儒至，太祖谕之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其间虽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 甲午，太祖谕群臣曰：“昔元时不重名爵，或以私爱辄授以官职，名虽易得，实无益于事，徒拥虚名而巳。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尽其事。所以然者，天禄不可虚费也。又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令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汙，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以驸马都尉王恭为福建行省参政。太祖谕恭曰：“国家用人，惟才是与。使苟贤，无间于疏远。使不肖，何恤于亲昵。福建从昔富庶，元末因于弊政，朘剥尤甚，民病未苏。今命汝往抚绥之，汝无恃亲故，以生骄纵，贻患于民。国家政令，一本至公，尔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岂敢纵法违天下公议？汝其钦哉！”
甲午，各道按实司官来朝，太祖因召御史台臣并谕之曰：“风宪之任，本以折奸邪，理冤抑，纠正庶事，肃清纪纲，以正朝廷。而元末台宪每假公法，挟私愤，以相倾排。今日彼倾此之亲戚，明日此陷彼之故旧，譬犹蛇蝎，自相毒螫，卒致败亡而后已。如此，则何以为台谏也？今卿等司风纪，当以大公至正为心，扬善遏恶，辨别邪正，不可循习故常，挟公以济私。苟或如此，不惟负朕委任，亦失其职守矣。”
洪武四年闰三月庚辰，改兵部尚书刘贞为治书侍御史。太祖谕之曰：“台宪之官，不专于纠察，朝廷政事或有遗阙，皆得言之。人君日理万几，听断之际，岂能—一尽善？若臣下阿意顺旨，不肯匡正，则贻患无穷。今擢卿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当怀謇谔之风，以为百司表率。至于激浊扬清，使奸邪屏迹，善人汇进，则御史之职兼尽矣。”
四月壬辰，太祖谕群臣曰：“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窒。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圣人初无异于常人，而常人不能如圣人者，以弗勤弗思耳。思日孜孜，禹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文王所以开王业。后人之未勤庶政，先为优逸，若元之季世，上下晏安，骄奢淫纵，政事不理，民穷不恤，卒以此失天下，可不戒哉！”
洪武五年二月己卯，太祖谕群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虽不同，要皆尽其职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或有不及，明日必补之，其心始安。贤人君子，于国家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将亡，内外诸官皆安于苟且，不修职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纪纲废弛，民心日离，进致土崩。此皆近事，可为明鉴。朕每夜不安寝，未明视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废怠不举，民受其弊。卿等当体朕怀，夙夜尽心，能修厥职，则无负国家。异日全名青史，岂不美哉！”
壬午，太祖谕群臣曰：“朝廷设官，各有定分，上不凌下，下不谄上，恪守乃职，是为正人。昔寇准在相位，丁谓为参政，尝会食，食汙准须，谓起拂之，准正色田：‘岂有身为执政，亲为宰相拂须耶？’谓惭而退。是谓以谄事准，准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见矣。又闻前元国初，风宪体制甚严，尝有宪臣寝疾，掾史往候之，宪官力疾强起，扶杖而行。因以仗授吏，拱手却立不受。如是者再三。宪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见吏，逊辞谢之。吏曰：‘然某为吏属，非公家僮，不敢避劳，虑伤礼体尔。’以此观之，则宪吏亦正人也。尔等宜鉴于此，邪者戒之，正者效之，可也。”
八月戊子，太祖召诸勋臣谕之曰：“难成者功，难得者爵。卿等捐躯以从朕，百战以有功，岂非成之难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伦，岂非得之难乎？知成之难，则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难，则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谨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骄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其荣盛，延及后世。大抵敬谨为受福之本，骄怠为招祸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语此。”
洪武六年正月乙巳，太祖谕来朝守令日：“朕设置百官，各司厥职，以分理庶务。惟都守、县令为牧民之官，凡赋敛、徭役、诉讼，皆先由县，次方至府。若县令贤明，则赋敛平，徭役均，诉讼简。一县之事既治，则府可以无忧矣。苟县官贪虐以毒民，或怠弛以废事，民间利病，尸坐不闻，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为府官者知其弊，能绳其奸贪，去其闒茸，请更贤者而任之，则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举，上下蒙蔽，虽苟且一时，终必为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于此矣。尔等勿谓身居远外，朕不能知。异日政绩有闻，必有嘉赏，顾尔等为政何如耳。”命赐以酒食。明日陛辞，太祖复谕之曰：“慈祥恺悌，身之德也；刻薄残酷，德之贼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贼，故惠及于人；小人养其贼而悖其德，故殃流于众。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存；小人舍而不为，故私欲恒蔽。朕之任官，所用惟贤；举廉兴孝，惟欲厚俗；崇德劝善，惟欲成化。若伪为慈祥，必无仁爱之实；伪为恺悌，必无乐易之诚。尔等宜勉修厥职，广施惠政，以副朕怀。”
丙辰，太祖谕御史台臣曰：“为人不可太刚，亦不可太柔。刚则伤物，柔则废事，二者相济，始克有成。往见贪饕之徒，常执谦下，不拂人意，盖缘所守不正，恐举劾其奸，故为此取媚之态。人喜其媚己以为贤，则堕其术中矣。其不贪者，自谓操守广洁，无敢谁何，故与人言议稍有不合，辄起争端，此虽刚强，人恶其排己以为不肖，则失人矣。夫以中而处刚，则必无矫激之情；以正而处柔，则必无畏佞之态。修其在已，人亦岂得而是非之也。”
四月甲戌，以工部尚书黄肃、刑部尚书高万杰为广西行省参政，刑部郎中高晖、磨勘司令吕宗艺为福建行省参政。太祖谕之曰：“方面之任，贵在廉明而戒于苛察，贵在刚果而戒于急暴，贵在有利而戒于谄谀，贵在有仁而戒于姑息。凡行欲当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忧，下足以慰郡邑之望，为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声于不朽，岂不伟哉！卿等其勉之。”
戊子，太祖御谨身殿，谕省臣曰：“朕观唐太宗言，贾胡剖身以藏珠，惟知财利，不惜性命。譬如贪官污吏，惟知好赂犯法，而不爱身命，其与贾胡剖身藏珠何异？若使官吏爱身守廉，安得有丧身之患！只为任情恣欲，重利轻身，以致祸败耳。”
七月丁卯，以户部侍郎陈则为大同府同知。陛辞，太祖谕之曰：“大同居边塞之间，昔之有司不能自立，多为守将迫协，以坏法废事，而罹刑罪者比比有之。尔往，毋蹈彼覆辙，当守法奉公，不为阿私。如边将妄有所求，当告以朝廷法度，阻其非心，则汝可以远罪，而边将亦得以保全其功。”
洪武七年三月戊辰，以兵部尚书刘仁、刑部主事郑九成为广东行省参政。陛辞，太祖谕之曰：“岭海在京师数千里之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辑宁其人。兹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济。若为政一以恩而无威，则宽而无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则严而无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于姑息，威不伤于刻暴，则政事自举，民生自遂。使下之为郡县吏者转相视效，虽海岭之遥，朝廷可无忧矣。”
五月壬辰，以兵部员外郎杨基为山西按察司副使，监察御史答禄与权为广西按察司佥事，吕本为北平按察司佥事。太祖谕之曰：“风宪之设，本在整肃纪纲，澄清吏治，非专理刑名。尔等往修厥职，务明大体，毋徒效俗吏拘拘于绳墨之末。至于处事之际，毫忽须谨。善虽小，为之不已，将为全德；过虽小，积之不已，将为大憝。岂不见干云之台由寸土之积，燎原之火本一爝之微。可不慎哉！”
洪武九年九月辛巳，太祖谕群臣曰：“水趋下则流，人法上则哲。故希贤者不已，可以齐贤；希圣者有恒，可以齐圣。古之人知成身之难，恒兢兢焉以自勉，惟恐善名之不立，故卒能显名于天下后世。今之任官者多图苟安，不顾清议，而甘为碌碌之人，身没而名随以泯。尔等宜勉之，毋自弃也。”
十月甲寅，太祖谕群臣曰：“《书》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逾越，故《春秋》有谨始之义，《诗》有凌分之讥。圣人著之于经，所以垂训天下后世者至矣。尔在廷群臣，以道事朕，当有鉴于彼，毋擅作威福，逾越礼分，庶几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也。”
洪武十年七月，是月，诏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入辞，太祖谕之曰：“近日山东王基言事，不务正论，乃用财利之术以惑朕听，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当言者，须以实论列，勿事虚文。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汝等当询民疾苦，廉察风俗，申明教化。处事之际须据法守正，务得民情。惟专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进。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赖以宣布条章、申达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十一月，是月，新除有司官，太祖谕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时选补。比除未久，有司又复奏缺，是何犯罪罢黜者之众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为善，亦何不可？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兢为赃利，虽积钱充屋，一旦事觉，皆非己有。夫丈夫立志为善，功业不难矣。苟念虑一失，沦于不善，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为善者，愚人也；能为善者，贤人也。至于为恶者，乃下愚无顾忌之人也。然为善为恶，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圣贤之教，率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终身用之不尽。夫人幼不识事，长则知孝友，此乃天赋善。若以此道日日行之，即是率性之道。我为善事，而他人有志者效之，是修道之教。推广此意，则何善不立？何事不成？今汝等之官，宜鉴彼前非，勉于为善，则永安禄位矣。” 十二月，是月，各道按察司官来朝，太祖谕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贤否，故设凤宪之官为朕耳目，察其善恶，激浊扬清，绳愆纠缪，此其职也。凡任凤宪者，宜体朕此意，以至公为心，廉洁自守。国家法律，必务精详，用法有失，鬼神鉴焉。至于奸民犯法，吾所甚恶，必务除之，不可贷也。有司以抚治吾民为职，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贪饕掊克为务，此民之蠹也，宜纠治其罪，毋以姑息，纵其为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视民相去远矣。不思问民疾苦，公其听断，将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为考，非一日积也。汝当谨守法度，思称其职。苟或不然，瘝厥官矣。”
洪武十三年十月，是月，吏部引选国子学生二十四人，命为府州县官。太祖召至前，谕之曰：“诸生皆学古入官。夫为臣之职，事君、抚民二者而已。然能尽抚民之心，即所以尽事君之道。故贤臣之事君也，视君如亲，视国如家，视民如子。苟可以安国家、利民人者，知无不为。若避难而惮劳，则事不立矣。事不立则民失望，国何赖焉？尔等尚服朕言，必思尽其职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乙巳，以国子监助教赵新等为布政使。太祖谕之曰：“今布政司，视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化、通达民情者也。若上德不下究，则郁而不彰；下情不上达，则郁塞而不通。为政郁塞，则远迩乖隔，上下不亲，得失无所闻，美恶无所见。如此，则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所学，常怀致君泽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冀儒术之有异于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十五年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县官五十余人。太祖悉召前，谕之曰：“县官之职，最亲于民。古之称循吏者，多由此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称之，美名即传于远迩。若蠹政害民而民怨之，恶声亦不可掩也。为善为恶，朝廷公论有在。尔等其慎之。苟治民而有成绩，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三月乙亥，太祖谕六部、察院诸臣曰：“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若君独用则臣职废，臣不任则君事劳。君臣之间，贵在一德，以共济天下。朕所以恳恳与卿等言者，以六部为朕总理庶务，察院为朕耳目，日与内外诸司事体相关，当思尽心赞辅，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洪武十八年六月，是月，吏部引奏下第举人除授教官，太祖谕之曰：“教学之方，非求速成。譬之为层台者必基于篑土，行千里者必始于跬步。但当勉其勤力，循序渐进，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于此而即求于彼，非但学者无益，尔亦徒劳矣。且尔等年方壮盛，虽职在教人，尤当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须常存谦抑，不可自满。即如工人习技，常见己不若人，则所习益高；常见人不若己，则所习益下矣。汝其勉之。”
洪武十九年四月，是月，吏部奏用国子监十四人皆为六品以下官，太祖谕之曰：“事君之道，惟尽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无蔽。盖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有狱讼冤抑者，有贤才不举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则方寸自明而诸弊可息。一牵于私欲，而惑于人言，则冥然如坐暗室，饥寒者无由获济，冤抑者无由伸理，贤才壅蔽而豪猾纵横，则为废职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记之，毋为人蔽惑也。”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注《书洪范》成。太祖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乃自为注。至是注成，召赞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吾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为注，朝夕省览。”三吾对曰：“陛下留心是书，上明圣道，下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者也。” 四月丙申，有国子生初任陕西知县，人告其尝受民财，刑部逮问之，以闻。太祖谓之曰：“所难得者爵禄，所易得者货贿。难得者守之则获福，易得者溺之则受祸。尔以书生受民社之寄，古称郎官，出宰百里，上应列宿，诚难得也。苟能思其所难得而保之，岂特为一身之福，施及父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谦洁以律己，受污辱之名，以为父母羞。朕念尔年少，更事未多，特宥还职。尔其改过自新，力行为善，庶有立于将来。”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太祖御华盖殿，谓六部臣曰：“天下事体，皆有至当之理，但人识见不同，决断之顷，各执一偏，故难尽善。惟揆之于理，则无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会官详谈，所论佥可，然后施行。欲事皆善，必当如此。卿等其各尽乃心，毋阿比以为同，毋矫讦以为异，允执厥中，以副朕所托。” 十月甲寅，太祖谓群臣曰：“为君为巨，烛理贵明，处事贵断。前唐太宗与群臣论教化，封德彝以为三代之后，人渐浇诡，欲化而不能。独魏征劝太宗行之，卒致贞观之治，可谓烛理明。宪宗欲伐吴元济，举朝以为不可，独裴度劝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谓能果断。自古国家兴衰，皆系于此。若为臣者优游度日，无所建明，上无刚明果断之主，则政日弊，国日衰，如汉元帝是已。《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若等事朕左右，当立功立业，以希古人。”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庚申，太祖谕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己厚而待人薄。己之所为有不善，虽大亦隐忍不露；他人所为或有过失，虽小必不能容忍。亦有过在已而咎怨他人者。若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责己厚而责人薄。责己厚，故能成德；责人薄，故得寡怨。昧者责己薄而责人厚。责己薄，故德不修；责人厚，故人多怨。”
洪武三十年七月丙寅，太祖谕群臣曰：“凡人所为，不能无边举，但当平其心，则可以知其过矣。其心本公，所为之事或谬，此则识见未至，致有过误。若缘私意而所行有谬戾者，此特故为耳。君子、小人之过，于此可见。然君子之过，虽微必彰；小人之过，虽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互；小人巧于修饰，固多所隐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则君子、小人莫能辩别。”又曰：“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顺己而悦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见斥矣。人主取人，权衡在己，当兼取众论，不可以一时之喜怒为进退尔。”
武备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领民兵万户府。谕行中书省里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令还为民。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甲辰正月庚午，太祖坐白虎殿，与孔克仁论天下形势，因曰：“自元运既隳，连年争战，加以饥馑疾疫，十室九虚。天厌于上，人困于下。中原豪杰智均力齐，互相仇敌，必将有变，欲并而一之，势猝未能。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以为何如？”克仁对曰：“积粮训兵，待时而动，此长策也。”
吴元年二月乙卯，太祖闻傅友德败元兵于陵子村，谓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盖扩廓帖木儿游兵，彼故以此饵我，使吾将骄兵情，掩吾不备。古人之戒，正在于此，不可不知。善战者知彼知己，察于未形，故不出庙堂，折冲千里。可语安丰、六安、临濠、徐、邳守将严为之备，常如敌至，则无患矣。”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太祖谓将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亡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正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
洪武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诸将校往山西、北平等处备边。太祖御奉天殿，谕达等曰：“创业之初，君臣同其艰难。及事平之后，岂不欲少与休息？然居安虑危，古人所慎，故常命卿等在西北防边。既行，朕复思边守既定，远备劳兵，乃召卿等还。今闻胡人窥基，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总率将士往镇边陲。然夷狄豺狼，出没无常，但保障清野，使来无所得。俟其惰归，则率锐击之，必掩群而获。卿等老将，临机制胜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遥度。至边宜先图上方略，使朕览之。” 洪武九年正月，是月，命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等帅师往延安防边。太祖谕和等曰：“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与胡虏接境，虏人散聚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情，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 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太祖与翰林侍讲学士李翀等论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将。”太祖曰：“任将之道固重，然必任之专，信之笃，而后可以成功。昔齐用司马穰苴，魏用乐羊，可谓任之专，信之笃，故能有功。若唐肃宗用鱼朝恩、宪宗用吐突承璀为监军，使诸将掣肘，以致败事者，是任将不专，信之不笃故也。”翀曰：“惟陛下圣明，深知此失。”太祖曰：“将必择有识有谋、有仁有勇者。有识能察几于未形，有谋能制胜于未动，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坚破锐。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驭夷狄
洪武二年七月丁未，中书省臣言广西诸洞虽平，宜迁其人内地，可无边患。太祖曰：“溪洞猺獠杂处，其人不知理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之日渐教化，则自不为非。数年之后，皆为良民，何必迁也。”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太祖御奉天门，谕省、府、台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洪武五年三月，是月，高丽国王王颛遣密直同知洪师范、郑梦周等奉表贺平夏，贡方物，且请遣子弟入太学。其词曰：“秉彝好德，无古今愚智之殊；用夏变夷，在礼乐诗书之习。故我东夷之人，自昔以来，皆遣子弟入太学。不惟知君臣父子之伦，亦且仰声名文物之盛。伏望皇仁察臣向化之诚，使互乡之童得齿虞庠之胄，不胜庆幸。”太祖顾谓中书省臣曰：“高丽欲遣子弟人学，此亦美事。但其涉海远来，离其父母，未免彼此怀思。尔中书宜令其国王与群下熟议之，为父兄者果愿遣子弟人学，为子弟者果听父兄之命，无所勉强，即遣使护送至京，或居一年半年，听其归省也。”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江西布政司参议胡昱言：“纳哈出名虽元臣，其实跋扈。然其麾下哈喇章、蛮子、阿纳失里诸将各相猜忌，又势孤援绝，若发兵击之，可一举而擒也。”太祖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也；因其衅而乘之，非仁也。纳哈出之为人，朕素知之，不过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众耳。然人心外合内离，亦岂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觉悟，念昔释归之恩，幡然而来，不犹愈于用兵乎？不然，为恶不悛，将自取覆。尔言虽善，然未可遽动。”
洪武十八年六月甲午，广西都司言：频年猺寇窃发，皆因居近溪洞之民与之相通，诱引为患。请先捕戮此辈，弃绝其党。太祖曰：“溪洞之民引诱猺獠为寇，此诚有之。然其间岂无良善？若一概捕戮，恐及无辜。大抵驭蛮夷之道，惟当安近以来远，不可因恶以累善。非实有左验，不宜捕戮。”
洪武二十年六月己卯，广西浔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连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险峻，猺贼出没不常，实为民患。臣愚以为桂平、平南二县旧附猺民，皆便习弓弩，惯历险阻。若选其少壮千余人，免其差徭，给以军器衣袋，俾各团村寨置烽火，与巡检司民兵相为声援，协同捕逐，可以歼之。太祖曰：“蛮夷梗化，彼习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徕之，何用杀戮？若无事，但当谨其防御，使不为患耳。苟其为意不已，民有不堪，则发兵讨之，何必团寨？”
怀远人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广行省平章杨璟等还自广西。入见，太祖问广西两江、黄岑二处边务，璟言：“蛮夷之人，性习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太祖曰：“蛮夷之人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此所谓以不治治之，何事于兵也！”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中书省臣言：“西北诸虏归附者，不宜处边。盖夷狄之情无常，方其势穷力屈，则不得已而来归，及其安养闲暇，不无观望于其间。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宜迁之内地，庶无后患。”太祖曰：“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若不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孽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洪武七年三月甲戌，户部奏：播州宜慰司土地既入版图，即同王民，当收其贡赋。请令自洪武四年始，每岁纳粮二百七十三石，著为令。兼其所有自实田赋，并请征之。太祖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图，供贡赋。但当以静治之，苟或扰之，非其性矣。朕君临天下，彼率先来归，所有田赋，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
七月，是月，有御史自广西还，进《平蛮六策》，内有曰立威。太祖览毕，谕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说亦有偏耳。夫中国之于蛮夷，在制驭之何如。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怀德畏威为强。政以此耳。”
洪武九年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杨铿率其属张坤、赵简来朝贡马，赐赍甚厚。陛辞，太祖谕之曰：“尔先世世笃忠贞，故使子孙代有爵土。然继世非难，保业为难。知保业为难，则志不可骄，欲不可纵，志骄则失众，欲纵则灭身。尔能益励忠勤，永坚臣节，则可保世禄于永久矣。” 庚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觐，贡马及方物。太祖谕之曰：“汝在西南，远来朝贡，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归善抚之，使得各安其生，则汝亦可以长享富贵矣。夫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能爱，人臣之道也。”仁智辞归，至九江龙城驿，病卒，有司以闻。太祖命礼部遣官致祭，敕有司送其柩于思南。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庚申，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时尝任本州巡检，有兵獞二百人，今皆为民，请收集为军。太祖不许，因谕之曰：“兵獞既为民矣，国家之兵岂少此二百人？朕尝下令，凡故元时士卒隶民籍者，不许相告。岂可以尔一人之言而格朝廷之令乎？”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户部奏：贵州宣慰使霭翠、金筑安抚使密定所属租税，累累逋负，蛮人恃其顽险，不服输送，请遣使督之。太祖曰：“蛮夷僻远，其知畏朝廷，纳赋税，是能遵声教矣。其逋负，岂敢为耶？必其岁收有水旱之灾，故不能及时输纳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数，务从宽减。” 辩邪正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风宪官二人各讦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简而缓。太祖曰：“理原于心，言发于口。心无所亏，辞出而简；心有所蔽，辞胜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真，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诘之，言寡者果直。太祖谓群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风宪，当持公正以纠率群司，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贤人贵知言，能知言，则邪正了然自辩。区区以便佞取给者，复何所庸哉？”
洪武六年二月壬寅，命御史台令监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举天下有司官有无过犯，奏报黜陟。太祖谕台臣曰：“古人言，礼义以待君子，刑戮加于小人。盖君子有犯，或出于过误，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诡百端，无所不至，若有犯，当按法去之，不尔则遗民患。君子过误，责之以礼义，则自知愧悚，必思改为。彼小人者不识廉耻，终无忌惮，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以廉耻之官虽或有过，常加宥免。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 十一月壬寅，太祖谕皇太子、诸王曰：“用人之道，当知奸良。人之奸良固为难识，惟授之以职，试之以事，则情伪自见。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则误国自此始矣。历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当未知之初一概委用，既识其奸，退亦何难？《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尔等其慎之。”
洪武十四年正月己丑，太祖与吏部臣论任官。太祖曰：“树艺非其土则不蕃，授官非其才则不任。任官当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吏部臣对曰：“人之邪正，实亦难辩。”太祖曰：“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然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在公门则不私其利，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足辩。”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太祖谓侍臣曰：“兴治之要，当进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书沈溍对曰：“君子、小人，猝未易识。”太祖曰：“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汙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岂能悉去？”太祖曰：“善者进之，足以劝善，恶者去之，足以惩恶。故太阳出而群阴消，贤者举而不仁者远，夫何难去哉？”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甲午，太祖谓群臣曰：“朕常命寺人发库藏中古镜十余，以鉴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数人而问之，莫能答。最后一人言曰：‘锻炼不至，范模不正，故镜体偏邪，照人失真。’朕闻之，惕然感悟。夫镜，一物耳，略有偏邪，乃不可鉴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别邪正，一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监察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缄口不育时政，王惟名等四人闒茸不称职，当罪之。太祖曰：“言之非难，言而当理者为难。昌龄辈安知其终不言乎？若闒茸不称职者，罢之。”泰复执奏曰：“昌龄等非不能言，但心怀谲诈，不肯言耳。”太祖曰：“人臣进言于君，必有关于国之利病，民之休戚，亦岂得轻易？若遽以心怀谲诈罪之，此何异张汤腹诽之法。”于是泰不敢复言。
育人材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太祖谕国子学官曰：“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导为先。今太学之教，本之以德行，文之以六艺者，遵古制也。人材之兴，将有其效。夫山，水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学，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者必浚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养其德性。苟无作养之功，而欲其成材，譬犹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长而求大木，其得哉？” 庚午，太祖召国子生问曰：“尔等读书之余，习骑射否？”对曰：“皆习。”曰：“习熟否？”对曰：“未。”乃谕之曰：“古之学者，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故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尔等虽专务文学，亦岂可不知武事？《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惟其有文武之才，则万邦以之为法矣。”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太祖谕中书省臣曰：“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使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朕观今之为吏者，寡于学术，惟弄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贤官长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教之，及告以古人为吏而致通显者，与夫守身保家之道，岂有不化而为善乎？自今省、台、六部官，遇有暇时，集属吏，或教以经史，或讲以时务，以变其气质。年终考之，视其率教与否，则可以知其贤不肖矣。”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选武臣子弟入国子学读书。太祖谕之曰：武臣从朕定天下，以功世禄。其子弟长于富贵，又以父兄早殁，鲜知问学。宜令读书，知古今，识道理。俟有成立，然后命官，庶几得其实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孙横肆，卒致夷灭者，不学故也。郭子仪中兴唐室，功盖天下，位极人臣，而心常谦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后嗣者，识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习武事，特患在不知学耳。”
洪武十四年四月丙辰朔，命国子生兼读刘向《说苑》及《律令》。太祖谕祭酒李敬曰：“士之为学，贵于知古今，穷物理。圣经贤传，学者所必习。若《说苑》一书，刘向之所论次，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朕尝于暇时观之，深有劝戒。至于《律令》载国家法制，参酌古今之宜，观之者亦可以远刑辟。卿以朕命导诸生读经史之暇，兼读《说苑》，讲《律令》，必有所益。”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诏更定岁贡生员例：府学岁一人，州学二岁一人，县学三岁一人。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养士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尝无贤才，顾养之之道何如耳。尝命天下学校，凡民间子弟愿遣入学者听，复其家。今定岁贡之例，必资性淳厚、学问有成、年二十以上，方许充贡。尔礼部其申明之。”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戊子，通政使茹璫引奏：潮州府学生陈质言其父戍大宁，已死，今有司取其补伍。自念从幼至今，荷蒙国恩教育，愿赐卒业，以图上报。太祖谓兵部尚书沈溍曰：“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难。此生有志于学，可削其兵籍，遣归进学。”溍对曰：“此生学未见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则缺军伍。”太祖曰：“国家于人材，必养之于未用之先，而用之于既成之后。譬之稼，必预耕，则有获。若刈不待熟，则无用。且事有轻重，难拘一律。苟军士缺伍，不过失一力士耳。若奖成一贤材，以资任用，其系岂不重乎！”
务实
丙午九月己亥，夏主明升遣使来聘。太祖因与语，使者辄自言其国东有瞿塘三峡之阻，北有剑阁栈道之险，古人谓一夫守之，百人莫过。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财利富饶，实天府之国也。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为本，而恃山川之险，夸其富饶，此岂为国长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来，商贾路绝，民疲财匮，乃独称富饶，岂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太祖因语侍臣曰：“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此人不能称述其主之善，而但称其国险固，失奉使之职矣。吾尝遣使四方，戒其谨于言语，勿为夸大，恐贻笑于人。盖以诚示人，不事虚诞。如蜀使者之谬妄，当以为戒也。”
吴元年正月辛丑，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人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今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
四月壬子，太祖谕起居注詹同等曰：“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纪之事，是非善恶，汝等当明白直书，勿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有词虽艰深，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甲辰二月甲寅，太祖召诸将谕之曰：“诸公久从吾，劳苦者至矣。然职其劳苦，图其安逸，若农之耕，勤苦于春夏，至秋乃获，由其用力于前而取获于后。今日之事正犹是也。所以必惩乎暇豫。是故劳者逸之本，否者泰之机也。吾与诸公先图其劳而后其逸，如农之望岁，于是乎可待。至于有旱涝螫螣之不足者，此则系乎天时，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三月丁丑，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赏而民劝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非。若是何也？有仁义以为之本也。夫圣人统驭四海而宰制万物者，仁以居之，义以行之，故贤者乐有仁义，而不肖者有所视效焉。是故商变乎夏，周变乎商，而仁义未尝改也。天之生民，治乱相继，亘万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汤武用是而兴，桀纣忽是而亡。今天下纷坛，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贼于民者，岂复知有仁义哉？卿等职居枢要，所以辅吾者，舍是则无以为治国之本也。卿等勉之。”
乙巳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太祖谕毅曰：“吾见元末大臣门下之士多不以正是处，惟务谄谀以图苟合。见其人所为非是，不相与正救；及其败也，卒陷罪戾。尔从徐相国幕下久而无过，故授尔是职。宜尽心所事，勿为苟容。苟事有差谬，皆足为己之累。譬之良玉，一有暇疵，即为弃物，不能成器矣。”谕训文曰：“起居之职，非专事纪录而已。要在输忠纳诲，致主于无过之地，而后为尽职也。吾平时于百官所言，有善者寻绎不已。今尔在吾左右，可不尽言？且尔素称谨厚，当始终一致，苟易其所守，则患必生矣。譬如驰马，能戒于险阻则不坠，肆意于平旷则颠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勖尔等也。”他日复命训文、毅集古无道之君若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曰：“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所以观此者，正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之戒耳。” 七月丁巳，命降将元佥院张德山归襄阳招徕未附山寨。谕之曰：“自古豪杰识察于未形，故夏将亡而终古先奔于商，殷将亡而向义先归于周，不待其迹之著见。待其迹之著见而后来归者，此常人，非豪杰也。汝能审存亡之几，推诚归我，实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于不善射者，岂不重可惜哉！今令归襄阳招徕未附，当晓以大义，告以成败之由。若彼不审其几，而恃险以为固，终非自全之计。尔往谕之，俾知所以图存。能全众而来，功亦不细矣。”因厚赐而遣之。
辛酉，以王天锡为湖广行省都事，谕之曰：“汝往襄阳赞助邓平章设施政治，当参酌事宜，修城池、练甲兵、樽节财用、抚绥人民。处事贵于果断，御众必以镇静。密以防奸，谨以待敌。敌至，则坚壁清野，以乘其弊，切不可轻犯其锋。方镇之寄，固在将帅，赞画之助，实资幕僚，恪尽厥心，毋负吾委任之意。”
丙午正月，是月，命接察司佥事周浈等定议按察司事宜，条其宪纲所当务者以进。谕之曰：“风宪纪纲之司，惟在得人，则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为妖祸。尔等若能兴利除害，辅国裕民，此即神明。若阴私诡诈，蠹国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当存大体，有可言者，勿缄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卖直。苟察察以为明，苛刻以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风宪矣。”
三月丁未，太祖谕群臣曰：“尝闻昔者圣人不出户庭而天下治，盖由政成而化洽也。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从，不施而民悦。吾甚慕之。今师旅未休，民未苏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祎对曰：“政化修否，系乎在上之人。主上此心拳拳，何忧政化之不成也！” 六月癸亥，太祖谕群臣曰：“国家休戚，我与卿等同之。曩者群雄并起，东西角立，孰不欲成大业？然不数年，徐氏以柔懦灭，陈氏以刚暴亡，今惟张氏存。来者咸谓其政事纵弛，亲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离怨，而费用无经；士卒困败，而征调不息。此将亡之时也。夫察于亡者然后可以图存，审于危者然后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机而能有成者，鲜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终蹈其覆辙，岂不可惧！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钦哉毋忽。”
吴元年七月丙子，除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语中书省臣曰：“新授郡县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贷于人，或侵渔百姓，不有以养其廉，欲其奉公难矣。”遂赐予道里费。明日，各郡县官既受赐，入谢。太祖谕之曰：“自古生民之众，必立之君长以统治之。不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纷纭吞噬，乱无宁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独治，必设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锄强扶弱，奖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后可以尽力田亩，足其衣食，输租赋以资国用。予今命汝等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赋为尔等俸禄，尔当勤于政事，尽心于民。民有词讼，当为辩理曲直，毋惑尸位素餐，贪冒坏法，自触宪纲。尔往，其慎之。”
八月戊申，有吏受赃，人发其事，吏赴井死。上闻之，谕群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者？君子闻义则善，见利则耻。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然其人既死，有不足恤，其事可以为世之贪污者戒。”
九月己丑，张士诚既死，太祖谓群臣曰：“张士诚，吾本欲生全之。但其为人刚悻无识，天命予夺之际，岂可以力争！吾初定建康，各守境土，未尝有意攻伐。彼訹诱吾将士，自开兵衅，战斗连年，卒为我擒。使其早能省觉，外睦邻国，内抚百姓，岂易破之！乃骄侈自娱，不念民艰。其下又无忠良，卒以诡诈取败。其死也，吾甚怜之。”
壬寅，太祖视朝戟门，召浙西来归诸将谕之曰：“汝等旧事张氏，为将领兵，计穷势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将校。吾所用诸将，皆濠、泗、汝颍、寿春、定远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既归于我，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贵，然致富贵易，保富贵难。汝等诚能尽心效职，从大军除暴平乱，使大业早定，非独己受富贵，子孙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时，虑不顾后，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何足为真富贵乎？此皆汝等所亲见者，不可不戒也。”
十月壬子，以汤和为左御史大夫，邓愈为右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显祖为治书侍御史，安庆为殿中侍御史，钱用壬为经历，何士弘、吴去疾等为监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太祖谕之曰：“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卿等当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能自治则人有所瞻仰，毋徒拥虚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纵奸长恶，毋假公济私以伤人害物。《诗》云：刚亦不吐，桑亦不茹。此大臣之体也，卿等勉之。”
又谕御史大夫汤和曰：“聊以武臣而处文职，当求儒者讲论自古人臣立身行已、事君治人之道，尽心所事，以成功业，他日名书史册，垂耀千载，岂不美哉！”和顿首谢。十一月乙未，冬至，文武官朝贺如常仪。是日，太史院使刘基及其僚高翼进《戊申大统历》，太祖览之，谓基曰：“此众人之为乎？”基曰：“是臣一人详定。”太祖曰：“历数者，国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迟速，古今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能无差。春秋之时，郑国为一词命必裨谌草创，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然后用之。故少有阙失。辞命尚如此，而况于造历乎？卿等推步，须各尽其心，必求至当，庶几副朕敬授民时之意。”基等顿首而退。乃复以所录再加详较，而后刊之。
十二月癸卯，太祖御白虎设，谕群臣曰：“自古忠贤之士，大概有三：辅国安邦，孜孜图治，从容委曲，劝君为善，君虽未听，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听用之，则朝廷尊安，庶务咸理。至于进用贤能，使野无遗逸，黜退邪佞，处置当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贤也。博习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虽忠于辅国，而胸中无机变之才，是古非今，胶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难行之事。然观其本情忠鲠，亦可谓端人正士矣。屡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于为国，乃中等之贤也。又有经史之学虽无不通，然泥于古人之陈迹，不识经济之权衡，胸中混然不能辩别，每扬言高论，以为进谏，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后，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谋事，自以为当，而实不切于用。人君听之则以之自高，不听则谓不能行其言，既无益于国家，徒使人君有拒谏之名。然其心亦无他，不识时达变耳。此下等之贤也。予今论此三者，有识者自见耳。”
戊辰，太祖谕中书省臣曰：“自古圣贤之君，不以禄私亲，不以官私爱。惟求贤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况奸吏从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贿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岁月。上下同风，不以为怪。末年以来，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为戒。选官之际，慎择其人而用之，勿循其弊也。”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太祖谕省府臣曰：“尔诸大臣，既受封爵，进职位，可谓尊显矣。当同心辅国，以享禄位。朕尝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儆戒，盈满常惧骄纵，兢兢业业，一慎一日，故能始终相保，不失富贵。大抵开基创业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终尽善，如韩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后，旧臣多有获罪者，究其所以，盖其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以致于败。古人置欹器于坐侧，正以戒其骄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谓都督府臣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岂汝一人之能哉？非军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挟功骄恣，轻忽下人。若此，则鲜有不败者。朕故拳拳为尔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权术驾驭，不以至诚相感，故易生猜疑。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于汝身，汝又当以朕意训汝子孙，则可与国同其久长矣。”时皇太子侍侧，太祖指谓之曰：“太子年幼，未历世故，朕尝以此意诲之。使他日汝子成立，与吾儿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则子子孙孙有无穷也。”群臣皆拜谢而退。
八月戊寅，太祖将复幸北京，谕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资于前代，如汉、唐、宋、元，皆用隋、五代、宋、金旧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归于朕。既设六部，选用卿等，各任其事。凡铨选、钱谷、典礼、军政、刑名、役作等事，须用心经理，勿使委人。盖任人弗当，不能无失。朕将北巡，卿等留守京师，宜体朕意，以供厥职，毋或废怠。”
十二月辛卯，以宋冕为开封府知府。太祖谕之曰：“元以六事责守令，徒具虚文。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若江南，则无此旷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务在安辑民人，劝课农桑，以求实效。勿学迂儒，但能谈论而已。”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诏修《元史》，太祖谕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纪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乃诏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箎、傅恕、王锜、傅著、谢徽十六人同为纂修，开局于天界寺。复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诸儒至，太祖谕之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其间虽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 甲午，太祖谕群臣曰：“昔元时不重名爵，或以私爱辄授以官职，名虽易得，实无益于事，徒拥虚名而巳。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尽其事。所以然者，天禄不可虚费也。又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令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汙，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以驸马都尉王恭为福建行省参政。太祖谕恭曰：“国家用人，惟才是与。使苟贤，无间于疏远。使不肖，何恤于亲昵。福建从昔富庶，元末因于弊政，朘剥尤甚，民病未苏。今命汝往抚绥之，汝无恃亲故，以生骄纵，贻患于民。国家政令，一本至公，尔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岂敢纵法违天下公议？汝其钦哉！”
甲午，各道按实司官来朝，太祖因召御史台臣并谕之曰：“风宪之任，本以折奸邪，理冤抑，纠正庶事，肃清纪纲，以正朝廷。而元末台宪每假公法，挟私愤，以相倾排。今日彼倾此之亲戚，明日此陷彼之故旧，譬犹蛇蝎，自相毒螫，卒致败亡而后已。如此，则何以为台谏也？今卿等司风纪，当以大公至正为心，扬善遏恶，辨别邪正，不可循习故常，挟公以济私。苟或如此，不惟负朕委任，亦失其职守矣。”
洪武四年闰三月庚辰，改兵部尚书刘贞为治书侍御史。太祖谕之曰：“台宪之官，不专于纠察，朝廷政事或有遗阙，皆得言之。人君日理万几，听断之际，岂能—一尽善？若臣下阿意顺旨，不肯匡正，则贻患无穷。今擢卿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当怀謇谔之风，以为百司表率。至于激浊扬清，使奸邪屏迹，善人汇进，则御史之职兼尽矣。”
四月壬辰，太祖谕群臣曰：“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窒。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圣人初无异于常人，而常人不能如圣人者，以弗勤弗思耳。思日孜孜，禹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文王所以开王业。后人之未勤庶政，先为优逸，若元之季世，上下晏安，骄奢淫纵，政事不理，民穷不恤，卒以此失天下，可不戒哉！”
洪武五年二月己卯，太祖谕群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虽不同，要皆尽其职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或有不及，明日必补之，其心始安。贤人君子，于国家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将亡，内外诸官皆安于苟且，不修职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纪纲废弛，民心日离，进致土崩。此皆近事，可为明鉴。朕每夜不安寝，未明视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废怠不举，民受其弊。卿等当体朕怀，夙夜尽心，能修厥职，则无负国家。异日全名青史，岂不美哉！”
壬午，太祖谕群臣曰：“朝廷设官，各有定分，上不凌下，下不谄上，恪守乃职，是为正人。昔寇准在相位，丁谓为参政，尝会食，食汙准须，谓起拂之，准正色田：‘岂有身为执政，亲为宰相拂须耶？’谓惭而退。是谓以谄事准，准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见矣。又闻前元国初，风宪体制甚严，尝有宪臣寝疾，掾史往候之，宪官力疾强起，扶杖而行。因以仗授吏，拱手却立不受。如是者再三。宪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见吏，逊辞谢之。吏曰：‘然某为吏属，非公家僮，不敢避劳，虑伤礼体尔。’以此观之，则宪吏亦正人也。尔等宜鉴于此，邪者戒之，正者效之，可也。”
八月戊子，太祖召诸勋臣谕之曰：“难成者功，难得者爵。卿等捐躯以从朕，百战以有功，岂非成之难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伦，岂非得之难乎？知成之难，则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难，则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谨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骄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其荣盛，延及后世。大抵敬谨为受福之本，骄怠为招祸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语此。”
洪武六年正月乙巳，太祖谕来朝守令日：“朕设置百官，各司厥职，以分理庶务。惟都守、县令为牧民之官，凡赋敛、徭役、诉讼，皆先由县，次方至府。若县令贤明，则赋敛平，徭役均，诉讼简。一县之事既治，则府可以无忧矣。苟县官贪虐以毒民，或怠弛以废事，民间利病，尸坐不闻，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为府官者知其弊，能绳其奸贪，去其闒茸，请更贤者而任之，则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举，上下蒙蔽，虽苟且一时，终必为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于此矣。尔等勿谓身居远外，朕不能知。异日政绩有闻，必有嘉赏，顾尔等为政何如耳。”命赐以酒食。明日陛辞，太祖复谕之曰：“慈祥恺悌，身之德也；刻薄残酷，德之贼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贼，故惠及于人；小人养其贼而悖其德，故殃流于众。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存；小人舍而不为，故私欲恒蔽。朕之任官，所用惟贤；举廉兴孝，惟欲厚俗；崇德劝善，惟欲成化。若伪为慈祥，必无仁爱之实；伪为恺悌，必无乐易之诚。尔等宜勉修厥职，广施惠政，以副朕怀。”
丙辰，太祖谕御史台臣曰：“为人不可太刚，亦不可太柔。刚则伤物，柔则废事，二者相济，始克有成。往见贪饕之徒，常执谦下，不拂人意，盖缘所守不正，恐举劾其奸，故为此取媚之态。人喜其媚己以为贤，则堕其术中矣。其不贪者，自谓操守广洁，无敢谁何，故与人言议稍有不合，辄起争端，此虽刚强，人恶其排己以为不肖，则失人矣。夫以中而处刚，则必无矫激之情；以正而处柔，则必无畏佞之态。修其在已，人亦岂得而是非之也。”
四月甲戌，以工部尚书黄肃、刑部尚书高万杰为广西行省参政，刑部郎中高晖、磨勘司令吕宗艺为福建行省参政。太祖谕之曰：“方面之任，贵在廉明而戒于苛察，贵在刚果而戒于急暴，贵在有利而戒于谄谀，贵在有仁而戒于姑息。凡行欲当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忧，下足以慰郡邑之望，为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声于不朽，岂不伟哉！卿等其勉之。”
戊子，太祖御谨身殿，谕省臣曰：“朕观唐太宗言，贾胡剖身以藏珠，惟知财利，不惜性命。譬如贪官污吏，惟知好赂犯法，而不爱身命，其与贾胡剖身藏珠何异？若使官吏爱身守廉，安得有丧身之患！只为任情恣欲，重利轻身，以致祸败耳。”
七月丁卯，以户部侍郎陈则为大同府同知。陛辞，太祖谕之曰：“大同居边塞之间，昔之有司不能自立，多为守将迫协，以坏法废事，而罹刑罪者比比有之。尔往，毋蹈彼覆辙，当守法奉公，不为阿私。如边将妄有所求，当告以朝廷法度，阻其非心，则汝可以远罪，而边将亦得以保全其功。”
洪武七年三月戊辰，以兵部尚书刘仁、刑部主事郑九成为广东行省参政。陛辞，太祖谕之曰：“岭海在京师数千里之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辑宁其人。兹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济。若为政一以恩而无威，则宽而无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则严而无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于姑息，威不伤于刻暴，则政事自举，民生自遂。使下之为郡县吏者转相视效，虽海岭之遥，朝廷可无忧矣。”
五月壬辰，以兵部员外郎杨基为山西按察司副使，监察御史答禄与权为广西按察司佥事，吕本为北平按察司佥事。太祖谕之曰：“风宪之设，本在整肃纪纲，澄清吏治，非专理刑名。尔等往修厥职，务明大体，毋徒效俗吏拘拘于绳墨之末。至于处事之际，毫忽须谨。善虽小，为之不已，将为全德；过虽小，积之不已，将为大憝。岂不见干云之台由寸土之积，燎原之火本一爝之微。可不慎哉！”
洪武九年九月辛巳，太祖谕群臣曰：“水趋下则流，人法上则哲。故希贤者不已，可以齐贤；希圣者有恒，可以齐圣。古之人知成身之难，恒兢兢焉以自勉，惟恐善名之不立，故卒能显名于天下后世。今之任官者多图苟安，不顾清议，而甘为碌碌之人，身没而名随以泯。尔等宜勉之，毋自弃也。”
十月甲寅，太祖谕群臣曰：“《书》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逾越，故《春秋》有谨始之义，《诗》有凌分之讥。圣人著之于经，所以垂训天下后世者至矣。尔在廷群臣，以道事朕，当有鉴于彼，毋擅作威福，逾越礼分，庶几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也。”
洪武十年七月，是月，诏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入辞，太祖谕之曰：“近日山东王基言事，不务正论，乃用财利之术以惑朕听，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当言者，须以实论列，勿事虚文。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汝等当询民疾苦，廉察风俗，申明教化。处事之际须据法守正，务得民情。惟专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进。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赖以宣布条章、申达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十一月，是月，新除有司官，太祖谕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时选补。比除未久，有司又复奏缺，是何犯罪罢黜者之众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为善，亦何不可？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兢为赃利，虽积钱充屋，一旦事觉，皆非己有。夫丈夫立志为善，功业不难矣。苟念虑一失，沦于不善，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为善者，愚人也；能为善者，贤人也。至于为恶者，乃下愚无顾忌之人也。然为善为恶，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圣贤之教，率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终身用之不尽。夫人幼不识事，长则知孝友，此乃天赋善。若以此道日日行之，即是率性之道。我为善事，而他人有志者效之，是修道之教。推广此意，则何善不立？何事不成？今汝等之官，宜鉴彼前非，勉于为善，则永安禄位矣。” 十二月，是月，各道按察司官来朝，太祖谕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贤否，故设凤宪之官为朕耳目，察其善恶，激浊扬清，绳愆纠缪，此其职也。凡任凤宪者，宜体朕此意，以至公为心，廉洁自守。国家法律，必务精详，用法有失，鬼神鉴焉。至于奸民犯法，吾所甚恶，必务除之，不可贷也。有司以抚治吾民为职，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贪饕掊克为务，此民之蠹也，宜纠治其罪，毋以姑息，纵其为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视民相去远矣。不思问民疾苦，公其听断，将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为考，非一日积也。汝当谨守法度，思称其职。苟或不然，瘝厥官矣。”
洪武十三年十月，是月，吏部引选国子学生二十四人，命为府州县官。太祖召至前，谕之曰：“诸生皆学古入官。夫为臣之职，事君、抚民二者而已。然能尽抚民之心，即所以尽事君之道。故贤臣之事君也，视君如亲，视国如家，视民如子。苟可以安国家、利民人者，知无不为。若避难而惮劳，则事不立矣。事不立则民失望，国何赖焉？尔等尚服朕言，必思尽其职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乙巳，以国子监助教赵新等为布政使。太祖谕之曰：“今布政司，视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化、通达民情者也。若上德不下究，则郁而不彰；下情不上达，则郁塞而不通。为政郁塞，则远迩乖隔，上下不亲，得失无所闻，美恶无所见。如此，则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所学，常怀致君泽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冀儒术之有异于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十五年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县官五十余人。太祖悉召前，谕之曰：“县官之职，最亲于民。古之称循吏者，多由此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称之，美名即传于远迩。若蠹政害民而民怨之，恶声亦不可掩也。为善为恶，朝廷公论有在。尔等其慎之。苟治民而有成绩，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三月乙亥，太祖谕六部、察院诸臣曰：“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若君独用则臣职废，臣不任则君事劳。君臣之间，贵在一德，以共济天下。朕所以恳恳与卿等言者，以六部为朕总理庶务，察院为朕耳目，日与内外诸司事体相关，当思尽心赞辅，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洪武十八年六月，是月，吏部引奏下第举人除授教官，太祖谕之曰：“教学之方，非求速成。譬之为层台者必基于篑土，行千里者必始于跬步。但当勉其勤力，循序渐进，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于此而即求于彼，非但学者无益，尔亦徒劳矣。且尔等年方壮盛，虽职在教人，尤当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须常存谦抑，不可自满。即如工人习技，常见己不若人，则所习益高；常见人不若己，则所习益下矣。汝其勉之。”
洪武十九年四月，是月，吏部奏用国子监十四人皆为六品以下官，太祖谕之曰：“事君之道，惟尽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无蔽。盖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有狱讼冤抑者，有贤才不举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则方寸自明而诸弊可息。一牵于私欲，而惑于人言，则冥然如坐暗室，饥寒者无由获济，冤抑者无由伸理，贤才壅蔽而豪猾纵横，则为废职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记之，毋为人蔽惑也。”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注《书洪范》成。太祖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乃自为注。至是注成，召赞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吾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为注，朝夕省览。”三吾对曰：“陛下留心是书，上明圣道，下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者也。” 四月丙申，有国子生初任陕西知县，人告其尝受民财，刑部逮问之，以闻。太祖谓之曰：“所难得者爵禄，所易得者货贿。难得者守之则获福，易得者溺之则受祸。尔以书生受民社之寄，古称郎官，出宰百里，上应列宿，诚难得也。苟能思其所难得而保之，岂特为一身之福，施及父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谦洁以律己，受污辱之名，以为父母羞。朕念尔年少，更事未多，特宥还职。尔其改过自新，力行为善，庶有立于将来。”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太祖御华盖殿，谓六部臣曰：“天下事体，皆有至当之理，但人识见不同，决断之顷，各执一偏，故难尽善。惟揆之于理，则无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会官详谈，所论佥可，然后施行。欲事皆善，必当如此。卿等其各尽乃心，毋阿比以为同，毋矫讦以为异，允执厥中，以副朕所托。” 十月甲寅，太祖谓群臣曰：“为君为巨，烛理贵明，处事贵断。前唐太宗与群臣论教化，封德彝以为三代之后，人渐浇诡，欲化而不能。独魏征劝太宗行之，卒致贞观之治，可谓烛理明。宪宗欲伐吴元济，举朝以为不可，独裴度劝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谓能果断。自古国家兴衰，皆系于此。若为臣者优游度日，无所建明，上无刚明果断之主，则政日弊，国日衰，如汉元帝是已。《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若等事朕左右，当立功立业，以希古人。”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庚申，太祖谕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己厚而待人薄。己之所为有不善，虽大亦隐忍不露；他人所为或有过失，虽小必不能容忍。亦有过在已而咎怨他人者。若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责己厚而责人薄。责己厚，故能成德；责人薄，故得寡怨。昧者责己薄而责人厚。责己薄，故德不修；责人厚，故人多怨。”
洪武三十年七月丙寅，太祖谕群臣曰：“凡人所为，不能无边举，但当平其心，则可以知其过矣。其心本公，所为之事或谬，此则识见未至，致有过误。若缘私意而所行有谬戾者，此特故为耳。君子、小人之过，于此可见。然君子之过，虽微必彰；小人之过，虽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互；小人巧于修饰，固多所隐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则君子、小人莫能辩别。”又曰：“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顺己而悦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见斥矣。人主取人，权衡在己，当兼取众论，不可以一时之喜怒为进退尔。”
武备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领民兵万户府。谕行中书省里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令还为民。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甲辰正月庚午，太祖坐白虎殿，与孔克仁论天下形势，因曰：“自元运既隳，连年争战，加以饥馑疾疫，十室九虚。天厌于上，人困于下。中原豪杰智均力齐，互相仇敌，必将有变，欲并而一之，势猝未能。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以为何如？”克仁对曰：“积粮训兵，待时而动，此长策也。”
吴元年二月乙卯，太祖闻傅友德败元兵于陵子村，谓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盖扩廓帖木儿游兵，彼故以此饵我，使吾将骄兵情，掩吾不备。古人之戒，正在于此，不可不知。善战者知彼知己，察于未形，故不出庙堂，折冲千里。可语安丰、六安、临濠、徐、邳守将严为之备，常如敌至，则无患矣。”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太祖谓将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亡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正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
洪武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诸将校往山西、北平等处备边。太祖御奉天殿，谕达等曰：“创业之初，君臣同其艰难。及事平之后，岂不欲少与休息？然居安虑危，古人所慎，故常命卿等在西北防边。既行，朕复思边守既定，远备劳兵，乃召卿等还。今闻胡人窥基，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总率将士往镇边陲。然夷狄豺狼，出没无常，但保障清野，使来无所得。俟其惰归，则率锐击之，必掩群而获。卿等老将，临机制胜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遥度。至边宜先图上方略，使朕览之。” 洪武九年正月，是月，命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等帅师往延安防边。太祖谕和等曰：“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与胡虏接境，虏人散聚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情，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 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太祖与翰林侍讲学士李翀等论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将。”太祖曰：“任将之道固重，然必任之专，信之笃，而后可以成功。昔齐用司马穰苴，魏用乐羊，可谓任之专，信之笃，故能有功。若唐肃宗用鱼朝恩、宪宗用吐突承璀为监军，使诸将掣肘，以致败事者，是任将不专，信之不笃故也。”翀曰：“惟陛下圣明，深知此失。”太祖曰：“将必择有识有谋、有仁有勇者。有识能察几于未形，有谋能制胜于未动，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坚破锐。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驭夷狄
洪武二年七月丁未，中书省臣言广西诸洞虽平，宜迁其人内地，可无边患。太祖曰：“溪洞猺獠杂处，其人不知理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之日渐教化，则自不为非。数年之后，皆为良民，何必迁也。”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太祖御奉天门，谕省、府、台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洪武五年三月，是月，高丽国王王颛遣密直同知洪师范、郑梦周等奉表贺平夏，贡方物，且请遣子弟入太学。其词曰：“秉彝好德，无古今愚智之殊；用夏变夷，在礼乐诗书之习。故我东夷之人，自昔以来，皆遣子弟入太学。不惟知君臣父子之伦，亦且仰声名文物之盛。伏望皇仁察臣向化之诚，使互乡之童得齿虞庠之胄，不胜庆幸。”太祖顾谓中书省臣曰：“高丽欲遣子弟人学，此亦美事。但其涉海远来，离其父母，未免彼此怀思。尔中书宜令其国王与群下熟议之，为父兄者果愿遣子弟人学，为子弟者果听父兄之命，无所勉强，即遣使护送至京，或居一年半年，听其归省也。”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江西布政司参议胡昱言：“纳哈出名虽元臣，其实跋扈。然其麾下哈喇章、蛮子、阿纳失里诸将各相猜忌，又势孤援绝，若发兵击之，可一举而擒也。”太祖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也；因其衅而乘之，非仁也。纳哈出之为人，朕素知之，不过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众耳。然人心外合内离，亦岂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觉悟，念昔释归之恩，幡然而来，不犹愈于用兵乎？不然，为恶不悛，将自取覆。尔言虽善，然未可遽动。”
洪武十八年六月甲午，广西都司言：频年猺寇窃发，皆因居近溪洞之民与之相通，诱引为患。请先捕戮此辈，弃绝其党。太祖曰：“溪洞之民引诱猺獠为寇，此诚有之。然其间岂无良善？若一概捕戮，恐及无辜。大抵驭蛮夷之道，惟当安近以来远，不可因恶以累善。非实有左验，不宜捕戮。”
洪武二十年六月己卯，广西浔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连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险峻，猺贼出没不常，实为民患。臣愚以为桂平、平南二县旧附猺民，皆便习弓弩，惯历险阻。若选其少壮千余人，免其差徭，给以军器衣袋，俾各团村寨置烽火，与巡检司民兵相为声援，协同捕逐，可以歼之。太祖曰：“蛮夷梗化，彼习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徕之，何用杀戮？若无事，但当谨其防御，使不为患耳。苟其为意不已，民有不堪，则发兵讨之，何必团寨？”
怀远人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广行省平章杨璟等还自广西。入见，太祖问广西两江、黄岑二处边务，璟言：“蛮夷之人，性习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太祖曰：“蛮夷之人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此所谓以不治治之，何事于兵也！”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中书省臣言：“西北诸虏归附者，不宜处边。盖夷狄之情无常，方其势穷力屈，则不得已而来归，及其安养闲暇，不无观望于其间。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宜迁之内地，庶无后患。”太祖曰：“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若不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孽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洪武七年三月甲戌，户部奏：播州宜慰司土地既入版图，即同王民，当收其贡赋。请令自洪武四年始，每岁纳粮二百七十三石，著为令。兼其所有自实田赋，并请征之。太祖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图，供贡赋。但当以静治之，苟或扰之，非其性矣。朕君临天下，彼率先来归，所有田赋，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
七月，是月，有御史自广西还，进《平蛮六策》，内有曰立威。太祖览毕，谕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说亦有偏耳。夫中国之于蛮夷，在制驭之何如。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怀德畏威为强。政以此耳。”
洪武九年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杨铿率其属张坤、赵简来朝贡马，赐赍甚厚。陛辞，太祖谕之曰：“尔先世世笃忠贞，故使子孙代有爵土。然继世非难，保业为难。知保业为难，则志不可骄，欲不可纵，志骄则失众，欲纵则灭身。尔能益励忠勤，永坚臣节，则可保世禄于永久矣。” 庚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觐，贡马及方物。太祖谕之曰：“汝在西南，远来朝贡，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归善抚之，使得各安其生，则汝亦可以长享富贵矣。夫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能爱，人臣之道也。”仁智辞归，至九江龙城驿，病卒，有司以闻。太祖命礼部遣官致祭，敕有司送其柩于思南。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庚申，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时尝任本州巡检，有兵獞二百人，今皆为民，请收集为军。太祖不许，因谕之曰：“兵獞既为民矣，国家之兵岂少此二百人？朕尝下令，凡故元时士卒隶民籍者，不许相告。岂可以尔一人之言而格朝廷之令乎？”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户部奏：贵州宣慰使霭翠、金筑安抚使密定所属租税，累累逋负，蛮人恃其顽险，不服输送，请遣使督之。太祖曰：“蛮夷僻远，其知畏朝廷，纳赋税，是能遵声教矣。其逋负，岂敢为耶？必其岁收有水旱之灾，故不能及时输纳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数，务从宽减。” 辩邪正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风宪官二人各讦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简而缓。太祖曰：“理原于心，言发于口。心无所亏，辞出而简；心有所蔽，辞胜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真，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诘之，言寡者果直。太祖谓群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风宪，当持公正以纠率群司，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贤人贵知言，能知言，则邪正了然自辩。区区以便佞取给者，复何所庸哉？”
洪武六年二月壬寅，命御史台令监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举天下有司官有无过犯，奏报黜陟。太祖谕台臣曰：“古人言，礼义以待君子，刑戮加于小人。盖君子有犯，或出于过误，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诡百端，无所不至，若有犯，当按法去之，不尔则遗民患。君子过误，责之以礼义，则自知愧悚，必思改为。彼小人者不识廉耻，终无忌惮，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以廉耻之官虽或有过，常加宥免。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 十一月壬寅，太祖谕皇太子、诸王曰：“用人之道，当知奸良。人之奸良固为难识，惟授之以职，试之以事，则情伪自见。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则误国自此始矣。历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当未知之初一概委用，既识其奸，退亦何难？《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尔等其慎之。”
洪武十四年正月己丑，太祖与吏部臣论任官。太祖曰：“树艺非其土则不蕃，授官非其才则不任。任官当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吏部臣对曰：“人之邪正，实亦难辩。”太祖曰：“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然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在公门则不私其利，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足辩。”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太祖谓侍臣曰：“兴治之要，当进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书沈溍对曰：“君子、小人，猝未易识。”太祖曰：“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汙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岂能悉去？”太祖曰：“善者进之，足以劝善，恶者去之，足以惩恶。故太阳出而群阴消，贤者举而不仁者远，夫何难去哉？”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甲午，太祖谓群臣曰：“朕常命寺人发库藏中古镜十余，以鉴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数人而问之，莫能答。最后一人言曰：‘锻炼不至，范模不正，故镜体偏邪，照人失真。’朕闻之，惕然感悟。夫镜，一物耳，略有偏邪，乃不可鉴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别邪正，一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监察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缄口不育时政，王惟名等四人闒茸不称职，当罪之。太祖曰：“言之非难，言而当理者为难。昌龄辈安知其终不言乎？若闒茸不称职者，罢之。”泰复执奏曰：“昌龄等非不能言，但心怀谲诈，不肯言耳。”太祖曰：“人臣进言于君，必有关于国之利病，民之休戚，亦岂得轻易？若遽以心怀谲诈罪之，此何异张汤腹诽之法。”于是泰不敢复言。
育人材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太祖谕国子学官曰：“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导为先。今太学之教，本之以德行，文之以六艺者，遵古制也。人材之兴，将有其效。夫山，水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学，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者必浚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养其德性。苟无作养之功，而欲其成材，譬犹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长而求大木，其得哉？” 庚午，太祖召国子生问曰：“尔等读书之余，习骑射否？”对曰：“皆习。”曰：“习熟否？”对曰：“未。”乃谕之曰：“古之学者，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故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尔等虽专务文学，亦岂可不知武事？《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惟其有文武之才，则万邦以之为法矣。”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太祖谕中书省臣曰：“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使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朕观今之为吏者，寡于学术，惟弄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贤官长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教之，及告以古人为吏而致通显者，与夫守身保家之道，岂有不化而为善乎？自今省、台、六部官，遇有暇时，集属吏，或教以经史，或讲以时务，以变其气质。年终考之，视其率教与否，则可以知其贤不肖矣。”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选武臣子弟入国子学读书。太祖谕之曰：武臣从朕定天下，以功世禄。其子弟长于富贵，又以父兄早殁，鲜知问学。宜令读书，知古今，识道理。俟有成立，然后命官，庶几得其实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孙横肆，卒致夷灭者，不学故也。郭子仪中兴唐室，功盖天下，位极人臣，而心常谦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后嗣者，识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习武事，特患在不知学耳。”
洪武十四年四月丙辰朔，命国子生兼读刘向《说苑》及《律令》。太祖谕祭酒李敬曰：“士之为学，贵于知古今，穷物理。圣经贤传，学者所必习。若《说苑》一书，刘向之所论次，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朕尝于暇时观之，深有劝戒。至于《律令》载国家法制，参酌古今之宜，观之者亦可以远刑辟。卿以朕命导诸生读经史之暇，兼读《说苑》，讲《律令》，必有所益。”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诏更定岁贡生员例：府学岁一人，州学二岁一人，县学三岁一人。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养士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尝无贤才，顾养之之道何如耳。尝命天下学校，凡民间子弟愿遣入学者听，复其家。今定岁贡之例，必资性淳厚、学问有成、年二十以上，方许充贡。尔礼部其申明之。”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戊子，通政使茹璫引奏：潮州府学生陈质言其父戍大宁，已死，今有司取其补伍。自念从幼至今，荷蒙国恩教育，愿赐卒业，以图上报。太祖谓兵部尚书沈溍曰：“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难。此生有志于学，可削其兵籍，遣归进学。”溍对曰：“此生学未见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则缺军伍。”太祖曰：“国家于人材，必养之于未用之先，而用之于既成之后。譬之稼，必预耕，则有获。若刈不待熟，则无用。且事有轻重，难拘一律。苟军士缺伍，不过失一力士耳。若奖成一贤材，以资任用，其系岂不重乎！”
务实
丙午九月己亥，夏主明升遣使来聘。太祖因与语，使者辄自言其国东有瞿塘三峡之阻，北有剑阁栈道之险，古人谓一夫守之，百人莫过。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财利富饶，实天府之国也。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为本，而恃山川之险，夸其富饶，此岂为国长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来，商贾路绝，民疲财匮，乃独称富饶，岂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太祖因语侍臣曰：“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此人不能称述其主之善，而但称其国险固，失奉使之职矣。吾尝遣使四方，戒其谨于言语，勿为夸大，恐贻笑于人。盖以诚示人，不事虚诞。如蜀使者之谬妄，当以为戒也。”
吴元年正月辛丑，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人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今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
四月壬子，太祖谕起居注詹同等曰：“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纪之事，是非善恶，汝等当明白直书，勿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有词虽艰深，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