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短经（反经）》前 言
作者：赵蕤
唐宋以降，有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为有政绩、有业绩的君臣将相所悉知，一本是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对于前一本书，统治者不但学习、运用，而且不断的宣传出版；对于后一本书，统治者往往只用不说，避而不谈。实际上，就从事领导的人来说，《反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治通鉴》更具实用价值。 《反经》的作者赵蕤是唐代人，字大宾，四川籍，据史籍云，赵蕤“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妇皆有隐操。开元中召之不赴。有长短要术，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他站在万物正反相生这一哲学的大原则上，从另一角度考究历史上的人和事，看到历代统治者依据兴衰成败的史实而总结制定的治国安邦之法规，无论其多么完善严密，终究不能避免实施过程中的负作用。作者用心良苦，以精辟独到的立论，丰富深刻的历史事例，提醒当政者在制定、实施任何一项法规时，不要忘记历史的反弹。
《反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作者打破时空界限，从宏观上乌瞰了上至尧舜、下至隋唐的历史全貌，围绕权谋政变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时而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时而动筹帷幄，驰骋沙场；时而审时度势，策划于密室；时而纵横捭搁，游说于诸侯。既有五侯争霸的刀光剑影、百子争锋，又有三国割据的金戈铁马、斗智斗勇。奇谋迭出，电击雷鸣。铺述历史，或则白描淡线，或则浓墨重彩。有理论上的探讨，有策略上的权衡，有人物的品评，有得失的反思。因此可以说，《反经》既是对唐以前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也是历代政治创意与谋略之集成。《反经》付印后，干隆皇帝亲自题诗云：
郪县创为救弊论，爱憎殴业匠和函。 向时虽类纵横说，忧耒原归理道谈。
宋刊弃自教忠堂，通变称经曰短长。
比及乱时思治乱，不如平日慎行王。并亲自加注，概述此书主旨的原委。可见其重视程度。 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许多推进历史的战略性决策将出自我们之手。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反观《反经》振聋发聩的高论和令人警惕的教训，对决心振兴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还是实业家——来说，都是必修的一课。
《反经》原文是比较艰深的古文，为方便读者，我们逐段进行了意译。
对于原文，我们依据古籍整理的原则，不但力求保持原著的完整面貌，而且将作者原《序》置于卷首，后附《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晓岚的《提要》。原著经文和作者的双行小注间杂并行。为示区别，我们在编排时，凡双行小注一律以[]标出，译文中对原注的翻译也以[]表示。
原文所引典籍，或许是由于作者的疏漏，或许是由于刊印时的舛错，时有衍漏，我们都予以校勘，但为阅读方便，在正文中未做一一标注。
古人写文章，许多典故、历史人物、事件因在当时尽人皆知，故而行文特别简略。可是对于今人，就不知所云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未用传统的注释形式反映出来，而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全部不留痕迹地体现在了译文中，读者在对比原文和译文时亦不难发现这一点。另外，对于其中一些今天的读者已不甚了了的历史事件，我们在翻译时做了适当的扩展，或者在译文的顺序上稍有颠倒，以便有助于读者对经文中的一些议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可能有背于传统的翻译原则，然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好敬请读者体谅了。
为了更好地体现“古为今用”，同时点明作者的主旨，我们间或以“按语”的形式对个别段落加以评述，意在与读者共同探讨商榷。但也只能点到为止，无法面面俱到。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垂教。
一九九六年冬
《反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作者打破时空界限，从宏观上乌瞰了上至尧舜、下至隋唐的历史全貌，围绕权谋政变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时而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时而动筹帷幄，驰骋沙场；时而审时度势，策划于密室；时而纵横捭搁，游说于诸侯。既有五侯争霸的刀光剑影、百子争锋，又有三国割据的金戈铁马、斗智斗勇。奇谋迭出，电击雷鸣。铺述历史，或则白描淡线，或则浓墨重彩。有理论上的探讨，有策略上的权衡，有人物的品评，有得失的反思。因此可以说，《反经》既是对唐以前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也是历代政治创意与谋略之集成。《反经》付印后，干隆皇帝亲自题诗云：
郪县创为救弊论，爱憎殴业匠和函。 向时虽类纵横说，忧耒原归理道谈。
宋刊弃自教忠堂，通变称经曰短长。
比及乱时思治乱，不如平日慎行王。并亲自加注，概述此书主旨的原委。可见其重视程度。 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许多推进历史的战略性决策将出自我们之手。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反观《反经》振聋发聩的高论和令人警惕的教训，对决心振兴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还是实业家——来说，都是必修的一课。
《反经》原文是比较艰深的古文，为方便读者，我们逐段进行了意译。
对于原文，我们依据古籍整理的原则，不但力求保持原著的完整面貌，而且将作者原《序》置于卷首，后附《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晓岚的《提要》。原著经文和作者的双行小注间杂并行。为示区别，我们在编排时，凡双行小注一律以[]标出，译文中对原注的翻译也以[]表示。
原文所引典籍，或许是由于作者的疏漏，或许是由于刊印时的舛错，时有衍漏，我们都予以校勘，但为阅读方便，在正文中未做一一标注。
古人写文章，许多典故、历史人物、事件因在当时尽人皆知，故而行文特别简略。可是对于今人，就不知所云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未用传统的注释形式反映出来，而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全部不留痕迹地体现在了译文中，读者在对比原文和译文时亦不难发现这一点。另外，对于其中一些今天的读者已不甚了了的历史事件，我们在翻译时做了适当的扩展，或者在译文的顺序上稍有颠倒，以便有助于读者对经文中的一些议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可能有背于传统的翻译原则，然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好敬请读者体谅了。
为了更好地体现“古为今用”，同时点明作者的主旨，我们间或以“按语”的形式对个别段落加以评述，意在与读者共同探讨商榷。但也只能点到为止，无法面面俱到。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垂教。
一九九六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