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日斋丛抄》卷一
作者：叶釐
释奠释菜，古礼仅存，而行於学。欧阳公《记襄州谷城县夫子庙》有云“释奠释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见师，以菜为贽。故始入学者，必释菜以礼其先师。其学官四时之祭，乃皆释奠。释奠有乐无尸，而释菜无乐，则其又略也。”“祭之礼，以迎尸酌鬯为盛，释奠荐馔，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余读其文，因考之《礼》：“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视学“适东序，释奠于先老”。见《文王世子》。“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见《王制》。凡皆言释奠，而释奠必于学。《春官·大祝》：“大会同，皆造于太庙，宜于社，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掌四时之田表貉之祝号，舍猷于祖庙，祢亦如之。”师甸，致禽于虞中，乃属禽，及郊馌兽，舍奠于祖祢，乃敛禽。”则在祖称亦云舍奠也。案：原本自“祭之以礼”下脱四十四句，今据《说郛》补入。“始立学者，既与器用币，然后释菜。”见《文王世子》。“仲春，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见《月令》。“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见《学记》。《大胥》：“春，入学，舍菜合舞。”见《春官》。凡皆言释菜也，而亦莫不于学。《士昏礼》：“若舅姑既没，则妇入三月，乃奠菜。”《士丧礼》：“君释菜入”。门《丧大记》：“大夫、士既殡，而君往焉……释菜于门内。”《春官·占梦》：“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注谓：“犹释菜，萌菜始生。”则凡祭礼，皆有释菜也。郑氏以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之事，又以为释菜奠币。孔氏以为直奠，置於物。方氏以为释其所执之物而祭之，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荐以菜，则特用菜而巳。《仪礼》疏：“奠之为言停，停馔具而已。”又按《周礼》注：“郑司农云：舍菜，谓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见於君，以雉为挚；见於师，以菜为挚。菜，直谓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学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饰，舍采者，减损解释盛服，以下其师也。”玄谓舍即释也，采读为菜，菜蘩之属。《吕氏春秋》注：“舍，犹置也，初入学宫，必礼先师，置采帛於前，以贽神。”采、菜，两音而异义，其说惟议礼之家有以折衷也。
《通鉴》：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又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即卖，朝廷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此言宰相请校正《九经》印卖，当是前长兴三年事，至是二十余载始办。田敏为汉使楚假道荆南，以印本《五经》遗高从诲，意其广顺以前，《五经》先成。王仲言《挥麈录》云：“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於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印书之始。”仲言自云：“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后题长兴二年。”今史云：三年，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又他书记冯道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则非李锷书，仿蜀制作，或别本也。《金石录》又云：“李鹗，五代时仕至国子丞，《九经》印板多其所书，前辈颇贵重之。”鹗即锷也。《猗觉寮杂记》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收经史，以镂板为正，见《两朝国史》。”此则印书已始自唐末矣。按柳氏《家训》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叶氏《燕语》正以此证刻书不始於冯道，而沈存中又谓：“板印、收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自后典籍皆为板本。”大概唐末渐有印书，特未能盛行，遂以为始於蜀也。当五季乱离之际，经籍方有托而流布於四方，天之不绝斯文，信矣！ 宋朝殿上大宴，有蛮人控金狮子对设柱间。干道八年正月五日，宴北使，雪后，日照殿门，乐语云：“香袅狻猊，杂瑞烟于彩仗；雪残鳷鹊，耀初日于金铺。”此益公记行都事也。故都紫宸殿有二金狻猊，盖香兽也，故晏公《冬节诗》：“狻猊对立香烟度，鸑鷟交飞组绣明。”今奉使至朔庭，率见之，此陆务观追东都事也。范至能《揽辔录》记两楹间有出香金狮，按大防《北行日录》记有金香狮、金龙山各二，此必务观谓率见之者，独未详益公所记何如也。
今所谓挂罳，其名传写多异同。《平园游山录》记倅送步障二，俗名画狮，盖北人饰以毡毯而画狮子形，故云尔。或云名挂罳，洪景卢作话私小阁，名借春，见於诗云：“居然丈室巧□裁，截竹为楹不染埃。”未详即挂罳否？赵彦卫《闲记》云：“绍兴末，宿直，中官以小竹编联笼，以衣画风云鹭鸶作枕屏，一时号曰画丝，好事者大其制，施於酒席以障风、野次便於围坐，或以名不雅，易曰挂罳。”又曰：“出於此边，目曰话私。干道间，使者尝求其骨，则不然矣，且以言为话，南人方言，非壮语也。”按崔豹《古今注》：“罘罳，屏也。罘者；复也；罳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复思所奏之事於其下。”颜思古注谓：“连阙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郑《礼记》注：“屏，谓之树，今浮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之为。”《广雅》云：“复思，谓之屏。王莽坏渭陵园门罘罳，曰使民无复思汉。”唐苏鹗《演义》称：“罘罳，织丝为之，象罗交文之状，施宫殿檐户之间。”又《文宗实录》：“甘露之祸，群臣奉上出殿北门，裂罘罳‘而去。”《酉阳杂俎》称“上林间多呼殿榱桷护雀网为罘罳”，则是汉以屏为罘罳，唐以殿间网为罘罳。以字考之，二字从网，有网之义。汉屏疑亦有维索以为限制，今云挂丝，第言以丝挂於竹骨之上，若用罳字，亦取罘罳之义，其实围屏也。《开宝遗事》：“长安士女，遇名花，则以裙递相插挂为宴幄，兹其始也。”东坡守汝阴，以帷幙为择胜亭，亦此义。赵氏因挂罳而及罘罳，必欲考此，则程氏《演繁露》尤详：“制凡五出：其一，郑康成引汉阙以明古屏，而谓其上刻为云气、虫兽者，是《礼》疏‘屏天子之庙饰也’，郑曰：‘屏，谓之树，今浮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之为。’其二，颜师古注，本郑说，兼屏阙言之，而於阙阁加详。《汉书》：‘文帝七年，未央宫东阙罘罳灾。’颜曰：‘罘罳，谓连屏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罳，一曰屏也。’其三，汉人释罘罳为复思，虽无其制，而特附之义，曰：臣朝君至罘罳下而复思。至王莽斸去汉陵之罘罳，曰使人无复思汉。其四，崔豹《古今注》依仿郑义，而不审知其详，遂析以为二，阙自阙，罘罳自罘罳，曰：‘汉西京罘罳，合板为之，亦筑土为之。’详豹之意，以筑土者为阙，以合板者为屏也。又释阙曰：‘其上皆丹垩，其下皆画云气仙灵、奇禽异兽，以昭示四方。’其五，唐苏鹗谓为网户，《演义》曰：‘罘罳，字象形。罘，浮也。罳，丝也，谓织丝之文轻疏浮虚之貌，盖宫殿窗户之间网也。’此五者，其制其义皆不可废。罘罳云者，刻镂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连缀之状而罘罳然，故曰浮思。以此刻镂，施於庙屏，覆诸宫寝阙阁，非别有一物，元无附著，而独名罘罳也。至其不用合板镂刻，而结网代之，以蒙冒户牖，使虫雀不得穿入，则别名丝网。凡此数者，虽施置之地不同，其为罘罳，未始或异。郑康成盖本其所见汉制而言，未於先秦有考也。宋玉曰‘网户朱缀刻方连些’，以木为户，上刻为方文，互相连缀。朱，其色也；网，其状也。想其制，则罘罳如在目前矣。宋玉之称网缀，汉人以为罘罳，其义一也。豹谓合板为之，则是可以刻缀，而应罘罳之义。谓筑土所成，绘象其上，安得有轻疏罘罳之象乎？况文帝时，东阙罘罳尝灾矣，若画实土之上，火安得而灾也？乃知颜师古说可据。杜甫曰：‘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罘罳朝共落，枪桷夜同倾。’正与汉罘罳灾相应。苏鹗引《子虚赋》‘罘网弥山’，证罘当为网，引甘露之变’断罘罳裂去’，引温庭筠《补陈武帝与王僧辨书》：‘罘罳昼卷，阊闾夜开。’遂谓古来皆为网，误以唐制，臆度也。《大业杂记》：‘干阳殿南轩，垂以朱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则真置网於牖，而可卷可裂也。此唐所因仿，非古制也。唐虽借古罘罳语以明网户，然因其借喻而形状益著也。”程说备矣。观赵彦才杜诗注，援引不出此，其略谓：案：苏鹗《演义》称：“罘罳，织丝为之。”乃引《文宗实录》甘露之祸，裂断罘罳。又引杜诗“罘罳朝共落”，又引温庭筠《补陈武帝与王僧辨书》“罘罳昼卷”，皆非曲阁屏障之义，反以崔豹、颜师古之徒为大误。又按：《酉阳杂俎》称“上林间多呼殿榱桷护雀网为罘罳”，其浅误如此。乃引张揖《广雅》曰：“复思，谓之屏。又王莽性好时日小数，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使民无复思汉。”又引鱼豢《魏略》“黄初三年，筑诸门阙外罘罳”为证，反以丝网之说为大谬。二说皆通，以为网，则绳为之，施於宫殿檐楹之间，如鹗之说是也。以为屏，则刻木为之，施於城隅门阙之上，如成式之言是也。二说中段氏为长，案《五行志》注云：“罘罳，阙之屏也。”《玉篇》云：“罘罳，屏，树门外也。”又云：“罘，兔罟也，但屏上雕刻为之，其形如网罟之状，故谓之罘罳。音浮思，则取其复思之义。”且汉西京罘罳，合板为之，亦筑土为之，每门阙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国厅前亦树之，故宋子京诗云“秋色净罘罳”，皆其义也。又观洪庆善《辨证》，亦以结网与间屏谓罘罳有二，杜诗盖指殿檐间。罘罳，大抵汉唐异制，挂罳复出於近代，固当别论，以附疏通连缀之义，而编竹交加，几类网户，谓之罳者也，亦通。
《礼记·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转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别之。”《士冠礼》：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者，彼时虽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尔。朱文公曰：“至五十即称伯仲，除了下面两字，犹今人不敢斥尊者，呼为几丈之类，是不可以字尊也。”《玉藻》：“士于君所言，大夫没矣，则称谥若字，名士。与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言于君前，士名而大夫字，字为贵，及与大夫言，而字大夫。虽孔氏谓言及他大夫，则呼字卑者，盖亦字尊矣。马永卿赴亳州永城簿，初见刘器之谏议。问曰：“王巩安否？”曰：“王学士安乐。”后刘公为县宰，言新主簿可教，后生不称前辈表德，此为得体。《童蒙训》曰：“故家惟晁氏群居相处，呼外姓尊长必曰某姓第几，叔若兄、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尝敢呼字也。”又云：案：原本脱“故家惟晁氏”至“又云”八句，今据《说郛》补。“荥阳公外弟杨公讳□宝，与他人语，称荥阳公，但曰内兄，或曰侍讲，未尝敢字称也。”《舍人杂志》云：“张正素先生子厚名□，东莱公从表兄也，长东莱公十余岁，与书未尝称字。杨器之大夫名□，实荥阳公表弟，于东莱尊行也，与东莱公书，亦未尝呼字。”案：原本脱“杨器之”至“亦未尝呼字”五句，今据《说郛》补。往时俗人有视杨应之学士为尊行者，在朝中字呼应之，应之回首不应，荥阳公以应之当如是。”是卑不敢字尊，尊固不得字卑也。故吕进伯逐门客，谓呼小子字，岂可为人师？而酬酢世变，亦云字者，朋友之职也。尝见前辈不呼后进字，后进固不敢呼先进字也。气类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年来，始有字后进者，要是字以代名，为成人之礼，尊者疑其斥之，卑者且不敢当，独朋友无相尊卑可字也。李文公《答朱载书》论此，书云：“古人相接有等，轻重有仪。如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称之于师，则虽朋友亦名之。夫子于郑兄事子产，于齐兄事晏婴，《平仲传》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焉’，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子夏曰‘言游过矣’，子张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张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验也。谓朋友字而不名，正孔子同等不可呼名而加字者也。”《颜氏家训》曰：“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孔子弟子，记事者皆称仲尼。吕后微时，尝字高祖为季。至汉袁种，字其叔父曰丝。王丹与侯霸子语，字霸为君房。江南至今不讳字也，江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为字，字亦因呼为名。尚书王元景兄弟，皆号名人，其父名云字罗汉，一皆讳之，其余不足怪也。”又《续家训》云：魏常年七岁，父党造门，问林伯先在否，何不拜？伯先，父之字也。林曰：“临子字父，何拜之有？”庾翼子爰容尝候孙盛，见盛子放，问曰：“安国何在？”放答曰：“在庾稚恭家。”盖放以爰客字父，亦字其父。然王丹对侯昱而字其父，昱不以为嫌。且字可以为孙氏，古尊卑通称。《春秋》书纪季姜，盖季者，字也。杜预曰：“书字者，伸父母之尊，以称字为贵也。”谓子讳父字，非讳之也，称其父字于人之子，子有所尊而不敢当，亦宜也。颜氏举字可以为孙氏，至董氏《续训》衍而记之，其论称字之贵，之推既据古以证后来，诸老辨此加详。案自“董氏《续训》”至此五句，《说郛》脱去，今依《永乐大典》。荆公《序石仲卿字》，以为成人则贵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贵而不失其所以贵，乃尔其少也”。石林叶氏云：“孔子虽大司寇，而但称仲尼，哀公诔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犹通称，或者亦以字为重欤？”陆务观《笔记》：“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谓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苏季明书张横梁事，亦只曰子厚。”左丞，谓农师也。鹤山魏氏尤主此说，其《记常熟县学》有曰：“昔柳宗元谓《论语》所载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谓是书出于曾门，盖以字轻而子重也。始亦谓然，及考诸孔门之训，则字为至贵。盖字与子，皆得兼称。如门人之于孔子，进而称子不敢字，退而称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氏，如闵子骞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数人。然润、弓至游、夏，最号为高弟，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论，则字为尊。盖子虽有师道之称，然系于氏者，不过男子之美称耳。故《孝经》字仲尼而子曾子，《礼运》字仲尼而名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师之祖相，传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为疑。字既尊矣，则虽以孟子亚圣亦不得以字行，不宁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字而不名者仅十有二人。而游、夏诸子之门人，亦各字其师，相承至于汉初，犹未敢轻以字许人。”《答张行甫书》：“古人称字者最不轻，《仪礼》：子孙于祖祢皆称字。孔门弟子多谓夫子为仲尼，子思，孙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称仲尼，汉、魏后只称仲尼，虽今人亦称之，而人不为怪。游、夏之门人皆字其师，汉初惟子房一人得称字。中世有字其诸父、字其诸祖者，近世犹有后学呼退之、儿童诵君实者。今曰胡子仁仲、张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答罗愚书》：“古人以字为重，虽孔门弟子与子思皆呼孔子为仲尼，字与谥相似，皆人所通称也。今人称前辈字，遂谓不然。”《题韩氏墓志后》：“或问：‘先贤可字乎？’曰：‘若用孔门弟子与子思、孟子称仲尼例，则字先贤已过矣。’”凡此俱推称字为甚贵。洪景卢云：“《论语》所记孔子与人语及门弟子，并对其人问答，皆斥其名，未有称字者。虽颜、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闵子独云子骞，终此书无损名。昔贤谓《论语》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予意亦出于闵氏，观所言闵子侍侧之辞，与冉有、子路、子贡不同，则可见矣。”其说正魏氏所谓游、夏之门人各字其师者也。周益公疑无巳作《王平父集序》，字欧公，至子固，则曰南丰先生，无巳学于南丰，尊之，宜也。尊其父而轻其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欧永叔也，无巳何尊焉？至于传道之师，则不可以不别。”是知以字为天下通称，若不逮所尊而尊之者，特别其师，资之私敬，无以过于字也。盖参古今而论，则临文记事，尊者称之以字，非不敬也，应对之顷，书疏之间，则字於其朋友，从吕氏说可也。世俗去古远，徒知不可以字，而更以号称，犹未可也。况不惟尊其不可字者如此，故杂记之，冀来者识字之所以贵也夫。 干道间，陆放翁取家藏前辈笔札刻石嘉州荔枝楼下，名《宋法帖》，予得其本，有陈文惠书，首云“尧佐白”，而后云“希元再拜”，希元，文惠字也，自称于书问，不可解。黄氏《法帖刊误》云：“柳少师与弟帖，未云‘诚悬呈’，人多疑之。以颜籀注《汉书》丞相衡传云‘字以表德’，岂人所自称？抑不当称字？然尝观逸少《敬谢帖》自云：‘王逸少白。’《庐山远公集·卢循与远书》自云‘范阳卢子先叩头’，则古人称字，盖或有之。”黄长睿精于考古，从其辩证知文惠称字无疑矣。按《汉书》张晏注云：“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敬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颜师古以为“张氏说穿凿，假有其书，乃是后人见此传云‘匡鼎来’，不晓其意，妄作衡书云‘鼎白’尔。字以表德，岂人所自称乎？”长睿所引颜注，谓此《西京杂记》云：“鼎，衡小名也。”若文惠前名后字，或取法汉人。
前辈名其子弟，多不可遽解。李邯郸将名三子，期必用经语之言“三”者，又必四字成文，第二三字皆仄声，第四字平声，然后取第二第四字名之。长曰复圭，取“三复白圭”；仲曰寿朋，取“三寿作朋”；季独无之，乃於佛经取“三德苾刍”，名曰德刍。项平甫得之曾仲躬侍郎，王仲言亦记其事，但以寿朋为长。贺方回二子，曰房、回廪，於文房从方，廪从回，盖寓父字於二子名也。常子然□，本河朔农家，一村数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谱，子然既为御史，一村之人名皆从玉，虽走使铃下皆然，子然乃名子曰任、佚、美、向，谓周任、史佚、子美、叔向，意使人不可效耳。蜀鲜于氏字四人，长曰可，次曰吕，次曰叅，次曰噩，自一口而至四口。贺、常事见《老学庵笔记》。平甫又记孙和甫枢密命其四子曰朴、曰埜、曰戆、曰悫。韩蕲王命其四子曰朴、直、古、质。唐吕渭四子曰温、恭、俭、让。此则古者名子，义主教训为重。宋谢庄五子：□、朏、颢、□、瀹，世谓庄以风、月、景、山、水名子。或后人推其偏傍云：尔惟汉史恭三子：高、曾、玄，以世次悬隔之称，连名伯仲间，何耶？
古之称公，有不以爵者。如董公、吕公、夏黄公、东园、公盖公、泄公、申公、毛公、吴公，殆以老成尊之，诸老历秦汉间，齿既宿矣。司马德操少庞德公十岁，兄事之，呼作庞公，可见尊称也。虽于定国父为狱吏决曹，亦称于公，正要年德见推。唯史於夏侯婴称滕公，时为滕令，后方赐侯爵，班书云：“婴为滕令奉车，故号滕公。”此犹按：原本脱此五字，今据《说郛》补入。项羽所使薛公、郯公，或例以令长称公也。孔融告高密县为郑康成立郑公乡，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东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柳子厚书《相国房公琯铭阴》曰：“天子之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诸侯之入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称之曰公，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楚之僭凡为县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谓年之长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后，若宋公；为卿士，若卫武公、虢文公、郑桓公。其臣称之，则列国皆然。师之尊，若太公；楚之为县者，若叶公、白公；年之长者，若毛公、申公、浩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虽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东坡《记墨君堂》云：“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是足证公者，不专以爵贵也。洪景卢采子厚、东坡语，记公为尊称，又曰：“范蔚宗《汉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尝或紊。如称邓禹为邓公、吴汉为吴公、伏公湛、宋公弘、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陈公宠、桥公玄、刘公宠、崔公烈、胡公广、王公龚、杨公彪、荀公爽、皇甫公蒿、曹公操也。三国亦有诸葛公、司马公、顾公、张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韩公、富公、欧阳公、司马公、苏公为最著。”洪氏偶不引孔融语，宋颜延之与何偃同从上南郊，偃遥呼延之曰颜公，延之以其轻脱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偃羞而退。或以田舍公、阿公，皆当为翁，岂延之不知其义？疑其不欲当尊称，语因过激尔。自时俗崇谬敬，若彼犹贤矣。班书公主亦云翁主，公、翁，古或杂用。
《石林燕语》云：“尚书省文书行下六司诸路，例皆言勘会，曾鲁公为相，始改作勘当，以其父名避之也。京师旧有平准务，自汉以来有是名，蔡鲁公为相，以其父名准，亦改为平货务。”按此则史卫王为相，曾祖名诏，内外文书避嫌，名“照会”皆易“证会”，亦犹此也。后唐郭崇韬父讳弘，宰相奏改弘文馆为崇文馆，以大臣家讳更易公名，崇韬以后，蔡京亦过矣。丛书之论，准字为多，如《野客藂书》云“今吏文用‘承准’字，合书‘准’，说者谓因寇公当国，人避其讳，遂去‘十’字，只书‘准’《瓮牖闲评》：“今州县判单子书，‘准’字合书‘准’字，而去下‘十’者，盖真宗朝寇莱公名准，故天下不敢全书‘准’字，后世遂因之而不改。亦犹唐穆宗在东宫时，判‘依’字去‘人’而书‘衣’时，韦绶为侍读，问之，穆宗曰：‘上以此可天下事，我乌得全书？’此亦去下‘十’字，书‘准’字之意也。”仆考魏、晋石本，吏文多书此‘承准’字，又观秦、汉间书与夫隶刻，‘平准’多作‘准’，知此体古矣。《干禄书》、《广韵》注，谓‘准’，俗“准”字，既古有是体，不可谓俗书，要皆通用。《石林燕语》：‘京师旧有平准务，自汉以来有是名，言蔡鲁公为相，以其父名准，改平准务为平货务。’仆谓‘平准’字，自古以来更革不一，观《宋书》‘平准，今避顺帝讳，改曰染署’。其他言‘准’字处，所避可知。’《项氏家说》云：“敕札书‘准’为‘准’，相传为避寇忠愍公名，或云蔡京家讳，皆非也。按《唐韵》已收‘准’字，注云：‘俗字也。’颜氏《干禄字书》并出准、准二字，注云：‘上通下正。’则‘准’之为‘准’久矣，然则‘准’非避讳而省文。”二书引证既同。淳熙间，周公秉政，黄敕始用‘准’字，且记其事于二《老堂杂志》，云：“敕牒‘准’字去‘十’为‘准’，或谓因寇为相而改。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准’而避，其实不然，予见唐告已作‘准’又考五代堂判亦然。顷在密院，令吏辈用‘准’字，既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写，至今遂定，后世岂能推其源流也？”
铜人凡四铸，秦始皇收天下兵聚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史·索隐》：长人见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汉在长乐宫前，董卓坏其十为钱，余二犹在，此秦铸也。汉灵帝中平三年，使掖庭令毕岚铸四铜人，列苍龙、玄武阙外，此汉铸也。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霸城南，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司马门外。郦氏《水经》以为文帝黄初元年，小异，李长吉以为明帝青龙九年八月，《缃素杂记》辨明帝青龙五年三月改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无青龙九年，李集一本自云青龙元年，后石虎使牙将张弥徙洛阳钟簴、九龙、翁仲、铜驼、飞廉入邺，苻坚又徙邺铜驼、铜马、飞廉、翁仲于长安，此魏铸也。夏王赫连勃勃凤翔元年，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之属，饰以黄金，列於宫殿之前，时当晋义熙九年，入长安在义熙十四年，则铜铸金饰犹在统万，此夏铸也。由嬴秦包括四海，尽敛锋利於无用，且千万岁，方将震耀黔首，而竿木已为兵矣。时君僭王不悟其缪，相承若镇宝，何耶？铜驼或疑即铜马，抑二物也。马伏波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式以进，诏置宣德殿下，是铜马也。然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长安飞廉、铜马置上西门外平乐观，云武帝时东门京所作置金马门外者，董卓因尝与飞廉俱坏之，曹石何所徙，《水经》注：晋灼曰：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蛇尾，豹文。董卓销为金，用铜马徙於建始殿东阶下。五代丧乱，此象遂沦，则飞廉毁而铜马存。石氏徙之邺，苻氏徙之长安也，兹物与盛衰无情者，苏子训有五百年之感，索靖发见汝荆棘之叹，岂其阅历年数之夕、盖有可悲欤？况其迹已亡矣，世有道感慨之故者，讫无以外是数物，甚於蓟、索之亲见，想玩制作，殆其末耳。故集本末为好古者道之，赫连铸作在入长安先，后当更考。 汉淮南王《谏伐闽越》书曰：“舆轿而逾领。”服虔曰：“轿，音桥。”瓒曰：“今舆车也，江表作竹舆以行是也。”项昭曰：“陵绝水曰轿，音旗庙反。领，山领也，不通船车，运转皆担舆也。”师古曰：“服音，瓒说是也，项说谬矣。此直言以轿过领耳，何云陵绝水乎？”予按韵书皆於平去二声并见，若渊明使门生二儿举蓝舆，又非南方竹舆之类耶？富郑公乘小轿过天津，盖中州尊者用之。而司马公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元□元年正月，有诏左仆射司马光许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议，或门下尚书省治事，公尝奏即日上下马未得，及足上有疮，深恶马汗，乞如圣上权许乘轿入内，至常时下马处下轿，又言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执政出省后，有合商量公事，许乘小竹轿往诸位商量，是公晚在相位，固乘轿矣。然本优礼也，《麈史》记唐丞相乘马，至五代乘檐子，“近年唯文潞公落职致仕，以太师平章重事，司马温公始为门下侍郎，寻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骑，二公并许乘檐子，皆异恩也。”《文公语录》云：“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惟元勋大臣老而有疾，方赐乘轿。而宦者将命之类，亦皆乘轿。”《却扫篇》云：“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执事，皆乘马出入。司马温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骑，乃诏许肩舆至内东门，盖特恩也。建炎初，驻跸扬州，以通衢皆砖□，霜滑不可以乘马，特诏百官悉用肩舆出入。”《朝野杂记》云：“故事，百官皆乘马。建炎初，上以维扬砖滑，谓大臣曰：‘君臣一体，朕不忍使群臣奔走危地，可特许乘轿。’盖东都旧制，惟妇人得乘车，其它耆德大臣、或宗室近属行尊者，特旨许乘肩舆，已为异礼。靖康末，高宗奉使至磁，磁守宗汝霖以所乘轿进，黑漆紫褥而已，上犹却之。盖在京百官不用肩舆，所以避至尊也。今行在百官，非入朝，无乘马者。”观汪彦章集有《行在百官谢许乘轮轿表》云：“方披棘以立朝，适雨霜之在候。虑乘□段，或至颠挤。乃曲轸於睿慈，俾获安於徐步。”事与李氏记思陵天语合。自大观二年，诏巡检县尉毋乘轿，提点刑狱司察之，是郡县有司多已乘轿矣。政和三年诏：“时雪洊降，路滑马蹶，臣僚造朝，或至坠伤，可特许蹔乘肩舆，惟不得入宫门。”则肩舆之制始权宜通同於京师，《北盟会编》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有旨“勘会百官马既行在，根括殆尽，不可步行。今检政和三年大雪例，许乘轿子出入，仍不得入皇城门，省符下开封府榜示。”百官乘轿，实不自建炎始。丁特起《靖康录》云：“金人索良马万疋，在京除执政、侍从、卿监、郎官许留一疋，自是士大夫跨驴、有徒步者。”皆言京师也。竹舆之用，久著於江表，由东南马少，故从土俗之便尔。
唐令狐綯为翰林承旨，夜对禁中，烛尽，宣宗命以金莲花炬送还，此莲炬故事之始。治平末，神宗召知制诰郑毅夫对内东门小殿，命草吴文肃出守青州、张文定参政制，赐双炬送归舍人院。熙宁间，王岐公以翰林承旨亦召对内东门小殿，夜深赐银台烛双引归院。元□间，东坡为学士，草吕申公平章、吕汲公、范忠宣左右仆射制，夜对内东门小殿，撤御前金莲炬送归院。干道间，周益公权直学士院，草虞雍公、梁、郑二公相制，晚对选德殿，退御药司，自复道秉烛锁院，益公记之，自谓庶几金莲故事，极儒生之荣遇。淳熙间，史忠定入侍经幄，赐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莲烛，宿玉堂直庐，进诗以谢，有“金莲引双烛”之句，宠待词臣，而优礼旧弼，尤前此稀有。
《田敬仲世家》：田乞“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其以小斗受赋，大斗予民粟，齐之粟民，齐之民也，景公不得用之，则闇矣，宜思归田氏。使田氏行之，景公能禁之，民何为归田氏哉！左氏亦谓“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民人痛疾，而或□咻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避之。”盖晏子知其事矣。《史》於《殷纪》书西伯自羑里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此失权重。”《周纪》书“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余谓阴者，权谋诡秘之术，田乞可以用也，文王肯为之乎？此语开奸臣盗国之谋，况以德为阴德，异乎所谓德也，为善由私也者，非也。 汉惠帝太子，名张后子，既立而废者，无其名山更名义，又更名弘，即《史》云：“少帝不疑，先殂，武彊太与少帝俱遇祸。”《通鉴》书所名孝惠子，余读《史》始有疑焉，以文疑之，则《史》云：“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后宫子者，孝惠诸子邪？”又云：“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佯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云云，美人子，犹前后宫子，第非张后所产也。又云：“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敖女为孝惠皇后，吕太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诈取后宫子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继嗣不明，於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此谓弘，非前以太子得立而复幽死者，其言后宫人子，则诸称孝惠子者，皆使母张后，而本后宫所育也。又云：“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直书皇子，愈无辨矣，况张辟疆言帝无壮子而已，独《史》云：“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后已崩，渐寓微词，然指诸封王者，不若外戚世家继嗣不明之语也，以事疑之，则齐王遗诸侯王书，岂不能明斥其非是？而止谓高后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以废立为罪，则所废非他人，及吕党已诛，大臣始谓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於是滕公入宫，言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丞相平等至代邸，言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此时无足顾惜矣。假有真孝惠子，谁复为吕氏证之？大臣者诚审其非，纵不能争於先，及此变更，追数孽后乱国之罪，彼昏童孺，何自而至？布告天下，以易置之，顾不大公至正欤？方且相与阴谋曰：“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议欲立齐王，则瑯琊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代王毋家薄氏长者，且代王，高帝见子，最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乃迎立代王，渭桥请间，为宋昌所诃，始上玺绶，大臣处国势安危之会，惴惴计己之祸福，何以免人之疑？至选士教后族，又曰：“吾属不死，命乃悬此。”两人如休戚之有不关汉之存亡、独无可虑哉！因教窦宝长君兄弟之谋，而重疑焉，谓孝惠诸子冤乎？否也。夫以扫除吕党，援立贤主，培西都久安之基，平、勃委曲济事，非无功，天下后世恶得而疑之？疑之者，大臣自疑之也。余又考班志云：“皇后亡子，后宫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杀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之，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此著本末最详。乃知始立者，似真孝惠庶子，亦与齐王书论废立事合。弘，书吕氏子，余可推矣。於外戚恩泽侯表诸吕之间，列义朝武大四侯云：“以孝惠子侯。”如淳注本纪，引恩泽侯表曰：“皆品氏子也。”表或逸此语吁！赖孟坚以决马《史》之疑，《史》之疑决，则幸无疑於汉大臣者。
太史公《夏本纪》自禹即天子位以后，云帝禹至于帝履癸，又曰帝桀。《殷本纪》自太甲书帝太甲至于帝纣。《孔氏杂说》言二王亦得得称帝，引《史记·夏纪》帝桀是也，何独桀云帝哉？《殷纪》云：“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索隐》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称帝，后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贬帝号，号之为王。故本纪皆帝，而后世总曰三王也。”又谯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帝。庙主皆以帝名配之。”见《索隐》。《国语》云：“玄王勤商，帝甲乱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帝辛，纣也。然而《易》曰《帝乙书》，亦曰《帝乙》，夏、殷之称帝，莫信于此。
《史·高帝纪》有武负，《陈丞相世》家有张负，《绛侯世家》有许负，皆以为妇人，《纪》言“王媪武负”，则信妇人矣。班书如淳注：“俗谓老大母为阿负。”师古引刘向《列女传》：“魏曲沃负者，魏大夫如耳之母。”此古语，谓老母为负耳。案：原本脱“师古引刘向”以下二十九字，今据《说郛》补。《世家》言“户牖富人张负”，《索隐》曰：“妇人老宿之称，然称富人，或恐是丈夫尔。”予谓张负果妇人，当是女清之流，亦富人也。许负相者，《索隐》引应劭注：“老妪也。”意其负、妇音同，古文相通用，不然，冯妇固晋善士欤，《史》注犹有异论者。 太祖尝问赵中令：“礼，何以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遍询礼官，无知者。王贻孙，祁公溥之子也，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妇人始拜而不跪，赵问所出，因以太和中幽州从事张建章《渤海国记》所载为证，大重之，事具《国史·王贻孙传》及他杂说。叶氏《燕语》正举此，且云：“天圣初，明肃太后垂帘，欲被衮冕，亲祠南郊，大臣争，莫能得。薛简肃公问：‘即服衮冕，陛下当为男子拜乎？妇人拜乎？’议遂格。礼九拜，虽男子亦不跪，贻孙之言盖陋矣，简肃亦适幸其言偶中，使当时有以贻孙所陈密启者，则亦无及矣。”汪圣锡端明作《燕语证误》又云：“《汉书·周昌传》吕后见昌，为跪谢，周宣帝诏命妇皆执笏，其拜宗庙及天台皆俛伏，则其时妇人已不跪矣。”故特有是诏，云始於则天，非也。明肃乃谒太庙，非郊祀也。九拜有稽首，有顿首，非皆不跪也。不跪虽有之，盖拜之轻者尔。今余观欧公所为《简肃墓志》及《湘山野录》，皆云：后欲以衮冕谒太庙，谓亲祠南郊，诚《燕语》之误，宜汪氏引宋子京《谒庙赋》以证。至程氏《考古编》又因贻孙之说考其详，云：“按后周天元静帝大象二年，诏内外命妇皆执笏，其拜宗庙及天台，皆俛伏如男子，据此特令於庙朝跪，则他拜不跪矣。张建章所著武后时妇拜始不跪，岂至此始？并与庙朝跪礼而去之，而纪之不详耶？周昌谏高帝，吕后见昌为跪谢。《战国策》：苏秦过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后起，则唐以前妇拜皆跪伏也。”又朱文公《语录》：“或问：‘礼，妇人吉拜，虽君赐肃拜，则古人女子拜亦伏地。’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问范质之侄杲：古者女子拜如何？杲遂举古乐府云：‘长跪问故夫’，以为古妇女皆伏拜，自则天欲为自尊之计，始不用伏拜。看来此说不然，乐府只说‘长跪问故夫’，不曾说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处，云直身长跪，若拜时，亦只低手祗揖，便是肃拜。故《礼》注云：‘肃，俯手也。’盖妇人首饰盛多，如副笄六珈之类，自难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拜者，盖只跪坐在地，拜时亦容易，又不曾相对拜，各有向当，答拜亦然。大祝九拜，肃拜但俯下手，如今时传云介者不拜，故肃使者而已。文公举贻孙之对为范杲，当别有据，其说妇拜为详矣。”《鹤林玉露》别记文公之说云：“古者男子拜，两膝齐屈，如今之道拜是也。杜子春注《周礼》奇拜，以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谓两膝齐跪，手至地，而头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乐府诗说妇人曰：‘伸腰再拜跪，问客今安否？’伸腰亦是头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妇相见皆跪，如男子之仪。不知妇人膝不跪地，而变为今之拜者，起於何时？程泰之以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而《项氏家说》则云：“郑氏注《周礼》‘肃拜’云：‘若今妇人抬。’安世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肃为礼，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则仪式特敛手向身，微作曲势尔。郑氏之所谓“抬”，盖如此，正今时妇人揖礼也。据郑氏说，则妇人之拜，不过如此。或者乃谓自唐武氏始尊妇人，不令拜伏，则妄误之甚矣。周天元时，令妇人拜，特抬，作男子拜，则虽虏俗妇人亦不作男子之拜也，况古者男子之拜？按自“拜特抬，作男子拜”以下二十八字原本脱去，今据《说郛》补。但如今人之揖，则妇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伏跪为稽颡之容；今之妇人亦以古妇人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虚坐之势，视古已加，不得谓之减矣。礼所谓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敛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礼，与拜与伏，皆不相干。”此论尤详於诸书。疑跪拜之制，后周始变古，唐初或因之，武后乃复其旧。然王建《宫词》云：“射生宫女宿红妆，请得新弓各自张。卧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毬。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建，太和中为陕州司马，岂武后以后妇拜犹跪礼？特行於宫掖。《复斋漫录》谓：“后周制，令宫人廷拜为男子拜。”引建前一诗证之，唐宫词无预后周故实也。
《礼》：“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三日始负子，男射女否。”如东魏高澄尚冯翊公主，生子三日，帝幸其第，锡锦彩。唐章敬吴后生代宗三日，玄宗临澡之。王毛仲妻产子三日，玄宗命高力士赠酒馔金帛，授其儿五品官。姜崿以公主子生三日，玄宗曰：“它物无以饷吾孙，赐六品官、绯衣银鱼。”又武后时，拾遗张德生男三日，杀羊，会同僚，补阙杜肃告其屠杀。杨太真以锦绣为襁褓裹禄山，云贵妃三日洗儿也。皆以三日为重。东坡贺子由生孙云：“昨闻万里孙，已振三日浴。”今俗以三朝洗儿，殆古意也。晬，谓子生一岁。《颜氏家训》：“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妆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又珍宝物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其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置燕享焉。”《玉壶野史》记：“曹武惠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提俎豆，斯须取一印，余无所视。”曹，真定人，江南遗俗乃在此，今俗谓“试周”是也。惟世傅满月，且文之为弥月，指《诗》“诞弥厥月”言之。按：毛氏曰：“诞，大也；弥，终也。”郑氏曰：“终十月而生。”吕成公注：“莆田郑氏曰：弥，满也。其义非谓儿生及月。”《唐书》高宗龙朔三年，子旭轮生，满月，大赦。《北户录》云：“岭俗家富者，妇产三日，或足月，洗儿，作团油饭，以煎鱼虾、鸡鹅、猪羊、灌肠、蕉子、姜桂、盐豉为之。”陆务观谓此即东坡记盘游饭语相近，必传者之误。其云：“足月，即满月也。”东坡又记闽人生子三朝，浴儿，时家人及宾客皆戴葱、钱，曰：葱使儿聪明，钱使儿富。大要三日之礼，通古今远近为重尔。案：原本“，谓子生一岁”至致“燕享焉”为一条，“世传满月”至末为一条，据《说郛》“，谓子生一岁”上脱三十四句，“世传满月上”十二句，今据补入，仍合为一条，以复其旧。 魏太武诏毁浮屠形像，诛天下沙门，而起天师道场，受寇谦之符□，作静轮宫。唐武宗诏毁天下寺，而建九天道场，受赵归真等法□。事固反于太盛，势复激于一偏，宣和之事是已。魏正光以后，僧尼二百万人，寺三万余区。唐会昌毁寺四千六百余区，招提兰若四万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素穆护僧二千余人。周显德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九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元氏之僧尼止在江北，乃有此数，可以言最盛时矣。《江氏杂志》记：“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嘉□间，三万九千寺。”赵德麟载之《侯鲭录》。
《北史》所载：元魏正始间，都城寺逾五百，占民居三之一。唐代宗以元载、王缙等劝事佛，由是深信，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或疑非其教所尚，不可知也。宋敏求《东京记》载：“太平兴国寺，故龙兴寺，周显德中废为仓。昌陵之初，主僧挝鼓求复其旧，遣中使持剑往，视其怖畏即斩之。至则神色自若，引颈就戮，遂诏复为寺。”彼能坚忍自强，震以刑威，且无避，崇长之宜何如？盖轻生死者，其师立教为然，抑亦鲜矣，岂尽不可劫也。《漫录》记：“宣和六年，义乌普门寺主僧饮酒食肉，为知事殴夺，交讼于邑令，逐主僧，杖遣知事，犹诉不已，闻于外台，付州欲治其事，二僧乃逾月不至。忽道录院下悬云：普门寺住持僧某，奏夜梦神人告：‘普门山与金华洞天相连，乃高真会集之地，非汝等形服所宜，速闻朝廷，改宫易服，臣不惮辽远，趋诣阙庭，愿改宫额，度为道士。’得旨，寺改道宫，僧某还俗，姓毛名归真，特授右街守阙，鉴义林灵素里人也。”又政和七年，诏僧徒归心道门者，听诣辅正亭陈词，即赐度牒衣紫，长老僧官别优赐视官品，使道流创为之说，求附於释氏，势之所从，视此足矣。张知甫《可书》记：“温公在政府，每过潞公，有门僧求换道流，因缓颊言之，温公愕然曰：‘吾辈，国之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风俗所系，此僧既不终於释，岂能终於道？来即诛之。’僧闻即遁。”是可儆其徒之反覆，而政、宣大臣所不敢问也。
《通鉴》：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又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即卖，朝廷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此言宰相请校正《九经》印卖，当是前长兴三年事，至是二十余载始办。田敏为汉使楚假道荆南，以印本《五经》遗高从诲，意其广顺以前，《五经》先成。王仲言《挥麈录》云：“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於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印书之始。”仲言自云：“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后题长兴二年。”今史云：三年，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又他书记冯道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则非李锷书，仿蜀制作，或别本也。《金石录》又云：“李鹗，五代时仕至国子丞，《九经》印板多其所书，前辈颇贵重之。”鹗即锷也。《猗觉寮杂记》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收经史，以镂板为正，见《两朝国史》。”此则印书已始自唐末矣。按柳氏《家训》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叶氏《燕语》正以此证刻书不始於冯道，而沈存中又谓：“板印、收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自后典籍皆为板本。”大概唐末渐有印书，特未能盛行，遂以为始於蜀也。当五季乱离之际，经籍方有托而流布於四方，天之不绝斯文，信矣！ 宋朝殿上大宴，有蛮人控金狮子对设柱间。干道八年正月五日，宴北使，雪后，日照殿门，乐语云：“香袅狻猊，杂瑞烟于彩仗；雪残鳷鹊，耀初日于金铺。”此益公记行都事也。故都紫宸殿有二金狻猊，盖香兽也，故晏公《冬节诗》：“狻猊对立香烟度，鸑鷟交飞组绣明。”今奉使至朔庭，率见之，此陆务观追东都事也。范至能《揽辔录》记两楹间有出香金狮，按大防《北行日录》记有金香狮、金龙山各二，此必务观谓率见之者，独未详益公所记何如也。
今所谓挂罳，其名传写多异同。《平园游山录》记倅送步障二，俗名画狮，盖北人饰以毡毯而画狮子形，故云尔。或云名挂罳，洪景卢作话私小阁，名借春，见於诗云：“居然丈室巧□裁，截竹为楹不染埃。”未详即挂罳否？赵彦卫《闲记》云：“绍兴末，宿直，中官以小竹编联笼，以衣画风云鹭鸶作枕屏，一时号曰画丝，好事者大其制，施於酒席以障风、野次便於围坐，或以名不雅，易曰挂罳。”又曰：“出於此边，目曰话私。干道间，使者尝求其骨，则不然矣，且以言为话，南人方言，非壮语也。”按崔豹《古今注》：“罘罳，屏也。罘者；复也；罳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复思所奏之事於其下。”颜思古注谓：“连阙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郑《礼记》注：“屏，谓之树，今浮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之为。”《广雅》云：“复思，谓之屏。王莽坏渭陵园门罘罳，曰使民无复思汉。”唐苏鹗《演义》称：“罘罳，织丝为之，象罗交文之状，施宫殿檐户之间。”又《文宗实录》：“甘露之祸，群臣奉上出殿北门，裂罘罳‘而去。”《酉阳杂俎》称“上林间多呼殿榱桷护雀网为罘罳”，则是汉以屏为罘罳，唐以殿间网为罘罳。以字考之，二字从网，有网之义。汉屏疑亦有维索以为限制，今云挂丝，第言以丝挂於竹骨之上，若用罳字，亦取罘罳之义，其实围屏也。《开宝遗事》：“长安士女，遇名花，则以裙递相插挂为宴幄，兹其始也。”东坡守汝阴，以帷幙为择胜亭，亦此义。赵氏因挂罳而及罘罳，必欲考此，则程氏《演繁露》尤详：“制凡五出：其一，郑康成引汉阙以明古屏，而谓其上刻为云气、虫兽者，是《礼》疏‘屏天子之庙饰也’，郑曰：‘屏，谓之树，今浮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之为。’其二，颜师古注，本郑说，兼屏阙言之，而於阙阁加详。《汉书》：‘文帝七年，未央宫东阙罘罳灾。’颜曰：‘罘罳，谓连屏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罳，一曰屏也。’其三，汉人释罘罳为复思，虽无其制，而特附之义，曰：臣朝君至罘罳下而复思。至王莽斸去汉陵之罘罳，曰使人无复思汉。其四，崔豹《古今注》依仿郑义，而不审知其详，遂析以为二，阙自阙，罘罳自罘罳，曰：‘汉西京罘罳，合板为之，亦筑土为之。’详豹之意，以筑土者为阙，以合板者为屏也。又释阙曰：‘其上皆丹垩，其下皆画云气仙灵、奇禽异兽，以昭示四方。’其五，唐苏鹗谓为网户，《演义》曰：‘罘罳，字象形。罘，浮也。罳，丝也，谓织丝之文轻疏浮虚之貌，盖宫殿窗户之间网也。’此五者，其制其义皆不可废。罘罳云者，刻镂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连缀之状而罘罳然，故曰浮思。以此刻镂，施於庙屏，覆诸宫寝阙阁，非别有一物，元无附著，而独名罘罳也。至其不用合板镂刻，而结网代之，以蒙冒户牖，使虫雀不得穿入，则别名丝网。凡此数者，虽施置之地不同，其为罘罳，未始或异。郑康成盖本其所见汉制而言，未於先秦有考也。宋玉曰‘网户朱缀刻方连些’，以木为户，上刻为方文，互相连缀。朱，其色也；网，其状也。想其制，则罘罳如在目前矣。宋玉之称网缀，汉人以为罘罳，其义一也。豹谓合板为之，则是可以刻缀，而应罘罳之义。谓筑土所成，绘象其上，安得有轻疏罘罳之象乎？况文帝时，东阙罘罳尝灾矣，若画实土之上，火安得而灾也？乃知颜师古说可据。杜甫曰：‘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罘罳朝共落，枪桷夜同倾。’正与汉罘罳灾相应。苏鹗引《子虚赋》‘罘网弥山’，证罘当为网，引甘露之变’断罘罳裂去’，引温庭筠《补陈武帝与王僧辨书》：‘罘罳昼卷，阊闾夜开。’遂谓古来皆为网，误以唐制，臆度也。《大业杂记》：‘干阳殿南轩，垂以朱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则真置网於牖，而可卷可裂也。此唐所因仿，非古制也。唐虽借古罘罳语以明网户，然因其借喻而形状益著也。”程说备矣。观赵彦才杜诗注，援引不出此，其略谓：案：苏鹗《演义》称：“罘罳，织丝为之。”乃引《文宗实录》甘露之祸，裂断罘罳。又引杜诗“罘罳朝共落”，又引温庭筠《补陈武帝与王僧辨书》“罘罳昼卷”，皆非曲阁屏障之义，反以崔豹、颜师古之徒为大误。又按：《酉阳杂俎》称“上林间多呼殿榱桷护雀网为罘罳”，其浅误如此。乃引张揖《广雅》曰：“复思，谓之屏。又王莽性好时日小数，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使民无复思汉。”又引鱼豢《魏略》“黄初三年，筑诸门阙外罘罳”为证，反以丝网之说为大谬。二说皆通，以为网，则绳为之，施於宫殿檐楹之间，如鹗之说是也。以为屏，则刻木为之，施於城隅门阙之上，如成式之言是也。二说中段氏为长，案《五行志》注云：“罘罳，阙之屏也。”《玉篇》云：“罘罳，屏，树门外也。”又云：“罘，兔罟也，但屏上雕刻为之，其形如网罟之状，故谓之罘罳。音浮思，则取其复思之义。”且汉西京罘罳，合板为之，亦筑土为之，每门阙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国厅前亦树之，故宋子京诗云“秋色净罘罳”，皆其义也。又观洪庆善《辨证》，亦以结网与间屏谓罘罳有二，杜诗盖指殿檐间。罘罳，大抵汉唐异制，挂罳复出於近代，固当别论，以附疏通连缀之义，而编竹交加，几类网户，谓之罳者也，亦通。
《礼记·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转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别之。”《士冠礼》：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者，彼时虽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尔。朱文公曰：“至五十即称伯仲，除了下面两字，犹今人不敢斥尊者，呼为几丈之类，是不可以字尊也。”《玉藻》：“士于君所言，大夫没矣，则称谥若字，名士。与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言于君前，士名而大夫字，字为贵，及与大夫言，而字大夫。虽孔氏谓言及他大夫，则呼字卑者，盖亦字尊矣。马永卿赴亳州永城簿，初见刘器之谏议。问曰：“王巩安否？”曰：“王学士安乐。”后刘公为县宰，言新主簿可教，后生不称前辈表德，此为得体。《童蒙训》曰：“故家惟晁氏群居相处，呼外姓尊长必曰某姓第几，叔若兄、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尝敢呼字也。”又云：案：原本脱“故家惟晁氏”至“又云”八句，今据《说郛》补。“荥阳公外弟杨公讳□宝，与他人语，称荥阳公，但曰内兄，或曰侍讲，未尝敢字称也。”《舍人杂志》云：“张正素先生子厚名□，东莱公从表兄也，长东莱公十余岁，与书未尝称字。杨器之大夫名□，实荥阳公表弟，于东莱尊行也，与东莱公书，亦未尝呼字。”案：原本脱“杨器之”至“亦未尝呼字”五句，今据《说郛》补。往时俗人有视杨应之学士为尊行者，在朝中字呼应之，应之回首不应，荥阳公以应之当如是。”是卑不敢字尊，尊固不得字卑也。故吕进伯逐门客，谓呼小子字，岂可为人师？而酬酢世变，亦云字者，朋友之职也。尝见前辈不呼后进字，后进固不敢呼先进字也。气类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年来，始有字后进者，要是字以代名，为成人之礼，尊者疑其斥之，卑者且不敢当，独朋友无相尊卑可字也。李文公《答朱载书》论此，书云：“古人相接有等，轻重有仪。如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称之于师，则虽朋友亦名之。夫子于郑兄事子产，于齐兄事晏婴，《平仲传》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焉’，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子夏曰‘言游过矣’，子张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张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验也。谓朋友字而不名，正孔子同等不可呼名而加字者也。”《颜氏家训》曰：“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孔子弟子，记事者皆称仲尼。吕后微时，尝字高祖为季。至汉袁种，字其叔父曰丝。王丹与侯霸子语，字霸为君房。江南至今不讳字也，江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为字，字亦因呼为名。尚书王元景兄弟，皆号名人，其父名云字罗汉，一皆讳之，其余不足怪也。”又《续家训》云：魏常年七岁，父党造门，问林伯先在否，何不拜？伯先，父之字也。林曰：“临子字父，何拜之有？”庾翼子爰容尝候孙盛，见盛子放，问曰：“安国何在？”放答曰：“在庾稚恭家。”盖放以爰客字父，亦字其父。然王丹对侯昱而字其父，昱不以为嫌。且字可以为孙氏，古尊卑通称。《春秋》书纪季姜，盖季者，字也。杜预曰：“书字者，伸父母之尊，以称字为贵也。”谓子讳父字，非讳之也，称其父字于人之子，子有所尊而不敢当，亦宜也。颜氏举字可以为孙氏，至董氏《续训》衍而记之，其论称字之贵，之推既据古以证后来，诸老辨此加详。案自“董氏《续训》”至此五句，《说郛》脱去，今依《永乐大典》。荆公《序石仲卿字》，以为成人则贵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贵而不失其所以贵，乃尔其少也”。石林叶氏云：“孔子虽大司寇，而但称仲尼，哀公诔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犹通称，或者亦以字为重欤？”陆务观《笔记》：“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谓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苏季明书张横梁事，亦只曰子厚。”左丞，谓农师也。鹤山魏氏尤主此说，其《记常熟县学》有曰：“昔柳宗元谓《论语》所载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谓是书出于曾门，盖以字轻而子重也。始亦谓然，及考诸孔门之训，则字为至贵。盖字与子，皆得兼称。如门人之于孔子，进而称子不敢字，退而称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氏，如闵子骞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数人。然润、弓至游、夏，最号为高弟，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论，则字为尊。盖子虽有师道之称，然系于氏者，不过男子之美称耳。故《孝经》字仲尼而子曾子，《礼运》字仲尼而名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师之祖相，传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为疑。字既尊矣，则虽以孟子亚圣亦不得以字行，不宁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字而不名者仅十有二人。而游、夏诸子之门人，亦各字其师，相承至于汉初，犹未敢轻以字许人。”《答张行甫书》：“古人称字者最不轻，《仪礼》：子孙于祖祢皆称字。孔门弟子多谓夫子为仲尼，子思，孙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称仲尼，汉、魏后只称仲尼，虽今人亦称之，而人不为怪。游、夏之门人皆字其师，汉初惟子房一人得称字。中世有字其诸父、字其诸祖者，近世犹有后学呼退之、儿童诵君实者。今曰胡子仁仲、张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答罗愚书》：“古人以字为重，虽孔门弟子与子思皆呼孔子为仲尼，字与谥相似，皆人所通称也。今人称前辈字，遂谓不然。”《题韩氏墓志后》：“或问：‘先贤可字乎？’曰：‘若用孔门弟子与子思、孟子称仲尼例，则字先贤已过矣。’”凡此俱推称字为甚贵。洪景卢云：“《论语》所记孔子与人语及门弟子，并对其人问答，皆斥其名，未有称字者。虽颜、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闵子独云子骞，终此书无损名。昔贤谓《论语》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予意亦出于闵氏，观所言闵子侍侧之辞，与冉有、子路、子贡不同，则可见矣。”其说正魏氏所谓游、夏之门人各字其师者也。周益公疑无巳作《王平父集序》，字欧公，至子固，则曰南丰先生，无巳学于南丰，尊之，宜也。尊其父而轻其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欧永叔也，无巳何尊焉？至于传道之师，则不可以不别。”是知以字为天下通称，若不逮所尊而尊之者，特别其师，资之私敬，无以过于字也。盖参古今而论，则临文记事，尊者称之以字，非不敬也，应对之顷，书疏之间，则字於其朋友，从吕氏说可也。世俗去古远，徒知不可以字，而更以号称，犹未可也。况不惟尊其不可字者如此，故杂记之，冀来者识字之所以贵也夫。 干道间，陆放翁取家藏前辈笔札刻石嘉州荔枝楼下，名《宋法帖》，予得其本，有陈文惠书，首云“尧佐白”，而后云“希元再拜”，希元，文惠字也，自称于书问，不可解。黄氏《法帖刊误》云：“柳少师与弟帖，未云‘诚悬呈’，人多疑之。以颜籀注《汉书》丞相衡传云‘字以表德’，岂人所自称？抑不当称字？然尝观逸少《敬谢帖》自云：‘王逸少白。’《庐山远公集·卢循与远书》自云‘范阳卢子先叩头’，则古人称字，盖或有之。”黄长睿精于考古，从其辩证知文惠称字无疑矣。按《汉书》张晏注云：“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敬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颜师古以为“张氏说穿凿，假有其书，乃是后人见此传云‘匡鼎来’，不晓其意，妄作衡书云‘鼎白’尔。字以表德，岂人所自称乎？”长睿所引颜注，谓此《西京杂记》云：“鼎，衡小名也。”若文惠前名后字，或取法汉人。
前辈名其子弟，多不可遽解。李邯郸将名三子，期必用经语之言“三”者，又必四字成文，第二三字皆仄声，第四字平声，然后取第二第四字名之。长曰复圭，取“三复白圭”；仲曰寿朋，取“三寿作朋”；季独无之，乃於佛经取“三德苾刍”，名曰德刍。项平甫得之曾仲躬侍郎，王仲言亦记其事，但以寿朋为长。贺方回二子，曰房、回廪，於文房从方，廪从回，盖寓父字於二子名也。常子然□，本河朔农家，一村数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谱，子然既为御史，一村之人名皆从玉，虽走使铃下皆然，子然乃名子曰任、佚、美、向，谓周任、史佚、子美、叔向，意使人不可效耳。蜀鲜于氏字四人，长曰可，次曰吕，次曰叅，次曰噩，自一口而至四口。贺、常事见《老学庵笔记》。平甫又记孙和甫枢密命其四子曰朴、曰埜、曰戆、曰悫。韩蕲王命其四子曰朴、直、古、质。唐吕渭四子曰温、恭、俭、让。此则古者名子，义主教训为重。宋谢庄五子：□、朏、颢、□、瀹，世谓庄以风、月、景、山、水名子。或后人推其偏傍云：尔惟汉史恭三子：高、曾、玄，以世次悬隔之称，连名伯仲间，何耶？
古之称公，有不以爵者。如董公、吕公、夏黄公、东园、公盖公、泄公、申公、毛公、吴公，殆以老成尊之，诸老历秦汉间，齿既宿矣。司马德操少庞德公十岁，兄事之，呼作庞公，可见尊称也。虽于定国父为狱吏决曹，亦称于公，正要年德见推。唯史於夏侯婴称滕公，时为滕令，后方赐侯爵，班书云：“婴为滕令奉车，故号滕公。”此犹按：原本脱此五字，今据《说郛》补入。项羽所使薛公、郯公，或例以令长称公也。孔融告高密县为郑康成立郑公乡，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东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柳子厚书《相国房公琯铭阴》曰：“天子之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诸侯之入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称之曰公，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楚之僭凡为县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谓年之长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后，若宋公；为卿士，若卫武公、虢文公、郑桓公。其臣称之，则列国皆然。师之尊，若太公；楚之为县者，若叶公、白公；年之长者，若毛公、申公、浩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虽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东坡《记墨君堂》云：“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是足证公者，不专以爵贵也。洪景卢采子厚、东坡语，记公为尊称，又曰：“范蔚宗《汉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尝或紊。如称邓禹为邓公、吴汉为吴公、伏公湛、宋公弘、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陈公宠、桥公玄、刘公宠、崔公烈、胡公广、王公龚、杨公彪、荀公爽、皇甫公蒿、曹公操也。三国亦有诸葛公、司马公、顾公、张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韩公、富公、欧阳公、司马公、苏公为最著。”洪氏偶不引孔融语，宋颜延之与何偃同从上南郊，偃遥呼延之曰颜公，延之以其轻脱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偃羞而退。或以田舍公、阿公，皆当为翁，岂延之不知其义？疑其不欲当尊称，语因过激尔。自时俗崇谬敬，若彼犹贤矣。班书公主亦云翁主，公、翁，古或杂用。
《石林燕语》云：“尚书省文书行下六司诸路，例皆言勘会，曾鲁公为相，始改作勘当，以其父名避之也。京师旧有平准务，自汉以来有是名，蔡鲁公为相，以其父名准，亦改为平货务。”按此则史卫王为相，曾祖名诏，内外文书避嫌，名“照会”皆易“证会”，亦犹此也。后唐郭崇韬父讳弘，宰相奏改弘文馆为崇文馆，以大臣家讳更易公名，崇韬以后，蔡京亦过矣。丛书之论，准字为多，如《野客藂书》云“今吏文用‘承准’字，合书‘准’，说者谓因寇公当国，人避其讳，遂去‘十’字，只书‘准’《瓮牖闲评》：“今州县判单子书，‘准’字合书‘准’字，而去下‘十’者，盖真宗朝寇莱公名准，故天下不敢全书‘准’字，后世遂因之而不改。亦犹唐穆宗在东宫时，判‘依’字去‘人’而书‘衣’时，韦绶为侍读，问之，穆宗曰：‘上以此可天下事，我乌得全书？’此亦去下‘十’字，书‘准’字之意也。”仆考魏、晋石本，吏文多书此‘承准’字，又观秦、汉间书与夫隶刻，‘平准’多作‘准’，知此体古矣。《干禄书》、《广韵》注，谓‘准’，俗“准”字，既古有是体，不可谓俗书，要皆通用。《石林燕语》：‘京师旧有平准务，自汉以来有是名，言蔡鲁公为相，以其父名准，改平准务为平货务。’仆谓‘平准’字，自古以来更革不一，观《宋书》‘平准，今避顺帝讳，改曰染署’。其他言‘准’字处，所避可知。’《项氏家说》云：“敕札书‘准’为‘准’，相传为避寇忠愍公名，或云蔡京家讳，皆非也。按《唐韵》已收‘准’字，注云：‘俗字也。’颜氏《干禄字书》并出准、准二字，注云：‘上通下正。’则‘准’之为‘准’久矣，然则‘准’非避讳而省文。”二书引证既同。淳熙间，周公秉政，黄敕始用‘准’字，且记其事于二《老堂杂志》，云：“敕牒‘准’字去‘十’为‘准’，或谓因寇为相而改。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准’而避，其实不然，予见唐告已作‘准’又考五代堂判亦然。顷在密院，令吏辈用‘准’字，既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写，至今遂定，后世岂能推其源流也？”
铜人凡四铸，秦始皇收天下兵聚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史·索隐》：长人见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汉在长乐宫前，董卓坏其十为钱，余二犹在，此秦铸也。汉灵帝中平三年，使掖庭令毕岚铸四铜人，列苍龙、玄武阙外，此汉铸也。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霸城南，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司马门外。郦氏《水经》以为文帝黄初元年，小异，李长吉以为明帝青龙九年八月，《缃素杂记》辨明帝青龙五年三月改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无青龙九年，李集一本自云青龙元年，后石虎使牙将张弥徙洛阳钟簴、九龙、翁仲、铜驼、飞廉入邺，苻坚又徙邺铜驼、铜马、飞廉、翁仲于长安，此魏铸也。夏王赫连勃勃凤翔元年，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之属，饰以黄金，列於宫殿之前，时当晋义熙九年，入长安在义熙十四年，则铜铸金饰犹在统万，此夏铸也。由嬴秦包括四海，尽敛锋利於无用，且千万岁，方将震耀黔首，而竿木已为兵矣。时君僭王不悟其缪，相承若镇宝，何耶？铜驼或疑即铜马，抑二物也。马伏波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式以进，诏置宣德殿下，是铜马也。然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长安飞廉、铜马置上西门外平乐观，云武帝时东门京所作置金马门外者，董卓因尝与飞廉俱坏之，曹石何所徙，《水经》注：晋灼曰：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蛇尾，豹文。董卓销为金，用铜马徙於建始殿东阶下。五代丧乱，此象遂沦，则飞廉毁而铜马存。石氏徙之邺，苻氏徙之长安也，兹物与盛衰无情者，苏子训有五百年之感，索靖发见汝荆棘之叹，岂其阅历年数之夕、盖有可悲欤？况其迹已亡矣，世有道感慨之故者，讫无以外是数物，甚於蓟、索之亲见，想玩制作，殆其末耳。故集本末为好古者道之，赫连铸作在入长安先，后当更考。 汉淮南王《谏伐闽越》书曰：“舆轿而逾领。”服虔曰：“轿，音桥。”瓒曰：“今舆车也，江表作竹舆以行是也。”项昭曰：“陵绝水曰轿，音旗庙反。领，山领也，不通船车，运转皆担舆也。”师古曰：“服音，瓒说是也，项说谬矣。此直言以轿过领耳，何云陵绝水乎？”予按韵书皆於平去二声并见，若渊明使门生二儿举蓝舆，又非南方竹舆之类耶？富郑公乘小轿过天津，盖中州尊者用之。而司马公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元□元年正月，有诏左仆射司马光许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议，或门下尚书省治事，公尝奏即日上下马未得，及足上有疮，深恶马汗，乞如圣上权许乘轿入内，至常时下马处下轿，又言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执政出省后，有合商量公事，许乘小竹轿往诸位商量，是公晚在相位，固乘轿矣。然本优礼也，《麈史》记唐丞相乘马，至五代乘檐子，“近年唯文潞公落职致仕，以太师平章重事，司马温公始为门下侍郎，寻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骑，二公并许乘檐子，皆异恩也。”《文公语录》云：“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惟元勋大臣老而有疾，方赐乘轿。而宦者将命之类，亦皆乘轿。”《却扫篇》云：“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执事，皆乘马出入。司马温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骑，乃诏许肩舆至内东门，盖特恩也。建炎初，驻跸扬州，以通衢皆砖□，霜滑不可以乘马，特诏百官悉用肩舆出入。”《朝野杂记》云：“故事，百官皆乘马。建炎初，上以维扬砖滑，谓大臣曰：‘君臣一体，朕不忍使群臣奔走危地，可特许乘轿。’盖东都旧制，惟妇人得乘车，其它耆德大臣、或宗室近属行尊者，特旨许乘肩舆，已为异礼。靖康末，高宗奉使至磁，磁守宗汝霖以所乘轿进，黑漆紫褥而已，上犹却之。盖在京百官不用肩舆，所以避至尊也。今行在百官，非入朝，无乘马者。”观汪彦章集有《行在百官谢许乘轮轿表》云：“方披棘以立朝，适雨霜之在候。虑乘□段，或至颠挤。乃曲轸於睿慈，俾获安於徐步。”事与李氏记思陵天语合。自大观二年，诏巡检县尉毋乘轿，提点刑狱司察之，是郡县有司多已乘轿矣。政和三年诏：“时雪洊降，路滑马蹶，臣僚造朝，或至坠伤，可特许蹔乘肩舆，惟不得入宫门。”则肩舆之制始权宜通同於京师，《北盟会编》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有旨“勘会百官马既行在，根括殆尽，不可步行。今检政和三年大雪例，许乘轿子出入，仍不得入皇城门，省符下开封府榜示。”百官乘轿，实不自建炎始。丁特起《靖康录》云：“金人索良马万疋，在京除执政、侍从、卿监、郎官许留一疋，自是士大夫跨驴、有徒步者。”皆言京师也。竹舆之用，久著於江表，由东南马少，故从土俗之便尔。
唐令狐綯为翰林承旨，夜对禁中，烛尽，宣宗命以金莲花炬送还，此莲炬故事之始。治平末，神宗召知制诰郑毅夫对内东门小殿，命草吴文肃出守青州、张文定参政制，赐双炬送归舍人院。熙宁间，王岐公以翰林承旨亦召对内东门小殿，夜深赐银台烛双引归院。元□间，东坡为学士，草吕申公平章、吕汲公、范忠宣左右仆射制，夜对内东门小殿，撤御前金莲炬送归院。干道间，周益公权直学士院，草虞雍公、梁、郑二公相制，晚对选德殿，退御药司，自复道秉烛锁院，益公记之，自谓庶几金莲故事，极儒生之荣遇。淳熙间，史忠定入侍经幄，赐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莲烛，宿玉堂直庐，进诗以谢，有“金莲引双烛”之句，宠待词臣，而优礼旧弼，尤前此稀有。
《田敬仲世家》：田乞“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其以小斗受赋，大斗予民粟，齐之粟民，齐之民也，景公不得用之，则闇矣，宜思归田氏。使田氏行之，景公能禁之，民何为归田氏哉！左氏亦谓“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民人痛疾，而或□咻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避之。”盖晏子知其事矣。《史》於《殷纪》书西伯自羑里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此失权重。”《周纪》书“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余谓阴者，权谋诡秘之术，田乞可以用也，文王肯为之乎？此语开奸臣盗国之谋，况以德为阴德，异乎所谓德也，为善由私也者，非也。 汉惠帝太子，名张后子，既立而废者，无其名山更名义，又更名弘，即《史》云：“少帝不疑，先殂，武彊太与少帝俱遇祸。”《通鉴》书所名孝惠子，余读《史》始有疑焉，以文疑之，则《史》云：“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后宫子者，孝惠诸子邪？”又云：“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佯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云云，美人子，犹前后宫子，第非张后所产也。又云：“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敖女为孝惠皇后，吕太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诈取后宫子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继嗣不明，於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此谓弘，非前以太子得立而复幽死者，其言后宫人子，则诸称孝惠子者，皆使母张后，而本后宫所育也。又云：“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直书皇子，愈无辨矣，况张辟疆言帝无壮子而已，独《史》云：“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后已崩，渐寓微词，然指诸封王者，不若外戚世家继嗣不明之语也，以事疑之，则齐王遗诸侯王书，岂不能明斥其非是？而止谓高后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以废立为罪，则所废非他人，及吕党已诛，大臣始谓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於是滕公入宫，言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丞相平等至代邸，言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此时无足顾惜矣。假有真孝惠子，谁复为吕氏证之？大臣者诚审其非，纵不能争於先，及此变更，追数孽后乱国之罪，彼昏童孺，何自而至？布告天下，以易置之，顾不大公至正欤？方且相与阴谋曰：“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议欲立齐王，则瑯琊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代王毋家薄氏长者，且代王，高帝见子，最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乃迎立代王，渭桥请间，为宋昌所诃，始上玺绶，大臣处国势安危之会，惴惴计己之祸福，何以免人之疑？至选士教后族，又曰：“吾属不死，命乃悬此。”两人如休戚之有不关汉之存亡、独无可虑哉！因教窦宝长君兄弟之谋，而重疑焉，谓孝惠诸子冤乎？否也。夫以扫除吕党，援立贤主，培西都久安之基，平、勃委曲济事，非无功，天下后世恶得而疑之？疑之者，大臣自疑之也。余又考班志云：“皇后亡子，后宫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杀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之，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此著本末最详。乃知始立者，似真孝惠庶子，亦与齐王书论废立事合。弘，书吕氏子，余可推矣。於外戚恩泽侯表诸吕之间，列义朝武大四侯云：“以孝惠子侯。”如淳注本纪，引恩泽侯表曰：“皆品氏子也。”表或逸此语吁！赖孟坚以决马《史》之疑，《史》之疑决，则幸无疑於汉大臣者。
太史公《夏本纪》自禹即天子位以后，云帝禹至于帝履癸，又曰帝桀。《殷本纪》自太甲书帝太甲至于帝纣。《孔氏杂说》言二王亦得得称帝，引《史记·夏纪》帝桀是也，何独桀云帝哉？《殷纪》云：“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索隐》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称帝，后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贬帝号，号之为王。故本纪皆帝，而后世总曰三王也。”又谯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帝。庙主皆以帝名配之。”见《索隐》。《国语》云：“玄王勤商，帝甲乱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帝辛，纣也。然而《易》曰《帝乙书》，亦曰《帝乙》，夏、殷之称帝，莫信于此。
《史·高帝纪》有武负，《陈丞相世》家有张负，《绛侯世家》有许负，皆以为妇人，《纪》言“王媪武负”，则信妇人矣。班书如淳注：“俗谓老大母为阿负。”师古引刘向《列女传》：“魏曲沃负者，魏大夫如耳之母。”此古语，谓老母为负耳。案：原本脱“师古引刘向”以下二十九字，今据《说郛》补。《世家》言“户牖富人张负”，《索隐》曰：“妇人老宿之称，然称富人，或恐是丈夫尔。”予谓张负果妇人，当是女清之流，亦富人也。许负相者，《索隐》引应劭注：“老妪也。”意其负、妇音同，古文相通用，不然，冯妇固晋善士欤，《史》注犹有异论者。 太祖尝问赵中令：“礼，何以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遍询礼官，无知者。王贻孙，祁公溥之子也，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妇人始拜而不跪，赵问所出，因以太和中幽州从事张建章《渤海国记》所载为证，大重之，事具《国史·王贻孙传》及他杂说。叶氏《燕语》正举此，且云：“天圣初，明肃太后垂帘，欲被衮冕，亲祠南郊，大臣争，莫能得。薛简肃公问：‘即服衮冕，陛下当为男子拜乎？妇人拜乎？’议遂格。礼九拜，虽男子亦不跪，贻孙之言盖陋矣，简肃亦适幸其言偶中，使当时有以贻孙所陈密启者，则亦无及矣。”汪圣锡端明作《燕语证误》又云：“《汉书·周昌传》吕后见昌，为跪谢，周宣帝诏命妇皆执笏，其拜宗庙及天台皆俛伏，则其时妇人已不跪矣。”故特有是诏，云始於则天，非也。明肃乃谒太庙，非郊祀也。九拜有稽首，有顿首，非皆不跪也。不跪虽有之，盖拜之轻者尔。今余观欧公所为《简肃墓志》及《湘山野录》，皆云：后欲以衮冕谒太庙，谓亲祠南郊，诚《燕语》之误，宜汪氏引宋子京《谒庙赋》以证。至程氏《考古编》又因贻孙之说考其详，云：“按后周天元静帝大象二年，诏内外命妇皆执笏，其拜宗庙及天台，皆俛伏如男子，据此特令於庙朝跪，则他拜不跪矣。张建章所著武后时妇拜始不跪，岂至此始？并与庙朝跪礼而去之，而纪之不详耶？周昌谏高帝，吕后见昌为跪谢。《战国策》：苏秦过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后起，则唐以前妇拜皆跪伏也。”又朱文公《语录》：“或问：‘礼，妇人吉拜，虽君赐肃拜，则古人女子拜亦伏地。’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问范质之侄杲：古者女子拜如何？杲遂举古乐府云：‘长跪问故夫’，以为古妇女皆伏拜，自则天欲为自尊之计，始不用伏拜。看来此说不然，乐府只说‘长跪问故夫’，不曾说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处，云直身长跪，若拜时，亦只低手祗揖，便是肃拜。故《礼》注云：‘肃，俯手也。’盖妇人首饰盛多，如副笄六珈之类，自难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拜者，盖只跪坐在地，拜时亦容易，又不曾相对拜，各有向当，答拜亦然。大祝九拜，肃拜但俯下手，如今时传云介者不拜，故肃使者而已。文公举贻孙之对为范杲，当别有据，其说妇拜为详矣。”《鹤林玉露》别记文公之说云：“古者男子拜，两膝齐屈，如今之道拜是也。杜子春注《周礼》奇拜，以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谓两膝齐跪，手至地，而头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乐府诗说妇人曰：‘伸腰再拜跪，问客今安否？’伸腰亦是头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妇相见皆跪，如男子之仪。不知妇人膝不跪地，而变为今之拜者，起於何时？程泰之以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而《项氏家说》则云：“郑氏注《周礼》‘肃拜’云：‘若今妇人抬。’安世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肃为礼，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则仪式特敛手向身，微作曲势尔。郑氏之所谓“抬”，盖如此，正今时妇人揖礼也。据郑氏说，则妇人之拜，不过如此。或者乃谓自唐武氏始尊妇人，不令拜伏，则妄误之甚矣。周天元时，令妇人拜，特抬，作男子拜，则虽虏俗妇人亦不作男子之拜也，况古者男子之拜？按自“拜特抬，作男子拜”以下二十八字原本脱去，今据《说郛》补。但如今人之揖，则妇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伏跪为稽颡之容；今之妇人亦以古妇人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虚坐之势，视古已加，不得谓之减矣。礼所谓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敛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礼，与拜与伏，皆不相干。”此论尤详於诸书。疑跪拜之制，后周始变古，唐初或因之，武后乃复其旧。然王建《宫词》云：“射生宫女宿红妆，请得新弓各自张。卧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毬。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建，太和中为陕州司马，岂武后以后妇拜犹跪礼？特行於宫掖。《复斋漫录》谓：“后周制，令宫人廷拜为男子拜。”引建前一诗证之，唐宫词无预后周故实也。
《礼》：“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三日始负子，男射女否。”如东魏高澄尚冯翊公主，生子三日，帝幸其第，锡锦彩。唐章敬吴后生代宗三日，玄宗临澡之。王毛仲妻产子三日，玄宗命高力士赠酒馔金帛，授其儿五品官。姜崿以公主子生三日，玄宗曰：“它物无以饷吾孙，赐六品官、绯衣银鱼。”又武后时，拾遗张德生男三日，杀羊，会同僚，补阙杜肃告其屠杀。杨太真以锦绣为襁褓裹禄山，云贵妃三日洗儿也。皆以三日为重。东坡贺子由生孙云：“昨闻万里孙，已振三日浴。”今俗以三朝洗儿，殆古意也。晬，谓子生一岁。《颜氏家训》：“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妆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又珍宝物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其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置燕享焉。”《玉壶野史》记：“曹武惠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提俎豆，斯须取一印，余无所视。”曹，真定人，江南遗俗乃在此，今俗谓“试周”是也。惟世傅满月，且文之为弥月，指《诗》“诞弥厥月”言之。按：毛氏曰：“诞，大也；弥，终也。”郑氏曰：“终十月而生。”吕成公注：“莆田郑氏曰：弥，满也。其义非谓儿生及月。”《唐书》高宗龙朔三年，子旭轮生，满月，大赦。《北户录》云：“岭俗家富者，妇产三日，或足月，洗儿，作团油饭，以煎鱼虾、鸡鹅、猪羊、灌肠、蕉子、姜桂、盐豉为之。”陆务观谓此即东坡记盘游饭语相近，必传者之误。其云：“足月，即满月也。”东坡又记闽人生子三朝，浴儿，时家人及宾客皆戴葱、钱，曰：葱使儿聪明，钱使儿富。大要三日之礼，通古今远近为重尔。案：原本“，谓子生一岁”至致“燕享焉”为一条，“世传满月”至末为一条，据《说郛》“，谓子生一岁”上脱三十四句，“世传满月上”十二句，今据补入，仍合为一条，以复其旧。 魏太武诏毁浮屠形像，诛天下沙门，而起天师道场，受寇谦之符□，作静轮宫。唐武宗诏毁天下寺，而建九天道场，受赵归真等法□。事固反于太盛，势复激于一偏，宣和之事是已。魏正光以后，僧尼二百万人，寺三万余区。唐会昌毁寺四千六百余区，招提兰若四万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素穆护僧二千余人。周显德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九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元氏之僧尼止在江北，乃有此数，可以言最盛时矣。《江氏杂志》记：“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嘉□间，三万九千寺。”赵德麟载之《侯鲭录》。
《北史》所载：元魏正始间，都城寺逾五百，占民居三之一。唐代宗以元载、王缙等劝事佛，由是深信，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或疑非其教所尚，不可知也。宋敏求《东京记》载：“太平兴国寺，故龙兴寺，周显德中废为仓。昌陵之初，主僧挝鼓求复其旧，遣中使持剑往，视其怖畏即斩之。至则神色自若，引颈就戮，遂诏复为寺。”彼能坚忍自强，震以刑威，且无避，崇长之宜何如？盖轻生死者，其师立教为然，抑亦鲜矣，岂尽不可劫也。《漫录》记：“宣和六年，义乌普门寺主僧饮酒食肉，为知事殴夺，交讼于邑令，逐主僧，杖遣知事，犹诉不已，闻于外台，付州欲治其事，二僧乃逾月不至。忽道录院下悬云：普门寺住持僧某，奏夜梦神人告：‘普门山与金华洞天相连，乃高真会集之地，非汝等形服所宜，速闻朝廷，改宫易服，臣不惮辽远，趋诣阙庭，愿改宫额，度为道士。’得旨，寺改道宫，僧某还俗，姓毛名归真，特授右街守阙，鉴义林灵素里人也。”又政和七年，诏僧徒归心道门者，听诣辅正亭陈词，即赐度牒衣紫，长老僧官别优赐视官品，使道流创为之说，求附於释氏，势之所从，视此足矣。张知甫《可书》记：“温公在政府，每过潞公，有门僧求换道流，因缓颊言之，温公愕然曰：‘吾辈，国之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风俗所系，此僧既不终於释，岂能终於道？来即诛之。’僧闻即遁。”是可儆其徒之反覆，而政、宣大臣所不敢问也。